有句话叫“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也有句话说“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法院工作必须既要讲公正，也要讲效率。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法院来说，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需要我们立足工作实际，构建起符合审判规律与案件特点的工作机制，还需要与相关部门、单位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遗憾的是，一些刑事案件的办理，却不仅折射出司法决策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巨大差距，也揭示了“入罪容易出罪难”“错案易发生难纠正”等刑事司法功能的异化现象。

2022年，最高法发起了一项犯罪附随后果研究的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统计显示，有一百六十多部法律法规对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进行就业、执业等资格限制。 犯罪附随后果的设定主体多、方式不统一、种类多，难以保证附随后果的统一和协调。 2024年的备审年报作了原则规范：要综合考虑罪刑轻重、罪名种类、社会危害性大小、相关限禁措施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等因素，慎重设定终身禁业。

借婚姻诈骗高额彩礼的案件高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提高警惕，对彩礼相关案件，不能仅视为婚姻家庭纠纷，要深挖其中借结婚诈骗的可能性。只有在民事方面要求诈骗者退回全部“彩礼”，并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遏制婚姻诈骗之风，维护正常的婚姻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小伙缴纳3万元服务费后，便可到红线团办公室与女孩见面。如果全流程服务，从见面到结婚，红线团收取30万元左右。 “只有一单报案时，比较难区分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诈骗，女方是感情不和回娘家还是诈骗完成要逃跑。” 这起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74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男方被骗取的财物，应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中国迄今的刑事司法数据统计还局限于各政法机关内部的“各自为政”，欠缺一个统一的专门机构负责牵头协调、收集处理来自公、检、法等相关职能部门与科研机构、数据公司、信息平台等其他社会组织的相关数据。 刑事司法统计数据的不完整、不公开，使得法律研究者和社会公众难以及时、全面地获取相关资讯、了解我国犯罪的真实情况。

各国运动员获得TUE(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公平性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欧美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获批通过的几率远高于亚洲运动员。 美国出台的《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虽然赋予了美国司法机关在海外竞赛中对涉嫌兴奋剂欺诈的他国人员进行刑事追究的权力，却将本国的联赛、公民、单位排除在该法的管辖范围外，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区别对待，背离了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 如果我们放开了对所有兴奋剂的管制，体育竞赛会从人的竞赛，变成药物或者科技的竞赛。

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诈骗所得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由各省级高院具体确定金额）的，即可构成诈骗罪。而这些加油机作弊的案例，非法销售额动辄几百万元，诈骗消费者的所得远远超过1万元，超过诈骗罪的门槛，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双方离婚时孩子已经五岁。理论上讲，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具体而言，就是应当以最利于孩子全面发展、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原则，判给品行更为端正、经济状况更为良好、更有条件抚养孩子、对孩子也有更多爱心的一方。本案除了要追究陈某与石某某的刑事责任之外，还足以让外界重新思考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抚养权究竟如何归属”的问题。

2024年3月15日，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闫明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市县两级农业农村、公安部门已经对生产授粉药的黑作坊设备进行了查封，将相关涉嫌假农药扣押到仓库。按照执法程序，下一步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将对扣押的涉嫌产品进行检测，根据检测情况开展立案调查，也已做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准备。 登记一个新农药的费用一般需40万至60万元，参加一款小宗作物农药联合试验的企业数量在10家左右，加上政府补贴，每家企业的成本往往仅需两三万元。 用于防治大白菜菜青虫的农药，可以延伸到十字花科的其他蔬菜，如小白菜、花椰菜、萝卜等。有的还可以跨科延伸，如豇豆/豌豆白粉病农药，不止延伸到豆科蔬菜，菊科（莴笋、茼蒿等）、伞形科（芹菜、胡萝卜等）也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