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不同学生在资质、禀赋、后天学习都千差万别，他们的兴趣与程度也都各有不同，家长不可能不根据孩子的情况预先为高中、大学的选拔性考试做准备，好的中小学也会想尽办法挑选更好的学生，其中自然而然就会形成竞争机制，过往曾经存在的“小升初统一考试”就属于这种机制，如今由明入暗但指标项目已经协同进化的“择优招生”也不例外。

“荔枝，一天吃几颗？”有点像公众号的标题党的解说牌按照“3-30-3”法则设计：3秒钟让小朋友产生兴趣；30秒内对事物有简单了解；扫描二维码，获得3分钟更加深入详细的知识。 如果把所有水坑都消灭掉，小朋友也会很无趣。如果设计出一些困难，又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可以克服，“比大人们排除所有危险更重要”。 在儿童公园的建设中，儿童是有发言权的，甚至可以成为主角。“这种有秩序和内生动力的自组织也是公民教育重要的实验。” 在2023年8月发布的第一批广州市儿童友好系列试点名单中，除儿童专类公园外，流花湖公园、越秀公园等也入选。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上绝没有这样的魔术：长期宠溺孩子，却指望其一夜之间变成有独立人格、有爱、有担当的人。唯有从一开始就引领孩子尝辛劳、知甘苦、明是非，且坚持不懈，孩子才能免于迷失心性、无知无畏。生活的场景如此广阔，足够展开各种教育实验——无论是让孩子出门打零工，还是家庭内部实行以家务换报酬，或是鼓励孩子课余摆摊、以兴趣爱好赚小钱，都是培养孩子正确金钱观、人生观的良好途径。

根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我国约有53万名性早熟儿童，即指女童8岁以前、男童9岁以前出现第二性征，或者女童10岁以前出现月经的情况。身体及心理层面的早熟，会让部分未成年人对性话题等产生更加强烈的兴趣，乃至通过不雅手势予以某种程度的表达或释放。

管理是必要的，可以确保学生的安全和纪律。但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对学生的管理过于严格，会给学生带来额外的压力和限制，不但抑制他们在学校的运动量，也会使得学生承担远大于成年人的压力，无法自由地探索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限制学生的发展和创造力。因此，学校对学生的管束，需要在自由和安全、规训之间做精妙的平衡。

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规划的？你做总经理是不是规划的？我真没规划。连对我儿子的教育，也是从兴趣出发。

专业招生模式有很大弊端。入学前，学生对专业了解不多，对专业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家长的兴趣，从而有很大的盲目性。 通识课很容易变为“水课”。要吸引学生，就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如果学生不选，这门课程很容易就被教务部门砍掉；如果想实行高标准、高要求，就只能是那些学生不得不选的专业课。 “如果我们将通识教育看作是一门又一门的课程，这将是最不幸的。”因为各门课程不能自动构成一种整体，也不能达成培养人的思维模式的目的。

复杂的人际关系、削减的科研经费、兴趣缺失的年轻学生、政治正确的校园运动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这部剧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传统的高等教育真的无法再得到年轻一代的普遍认同了吗?

我认为，教育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是，受教者有没有因为教育而提升了他对某个事物、某个游戏的兴趣，如果没有，教育是失败的。 （本文为作者对北大社会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演讲，首发于2020年12月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