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不仅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角逐，更是美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过去几年，ESG试图让商业社会参与到公共议题治理中，引发了美国舆论关于合法性与道德责任的广泛辩论：民主党倾向于结合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而共和党则反对ESG，这反映了两大政党在处理公共事务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根本分歧。

这起“高空抛物判死第一案”显示，唯有继续加大执法力度，落实刑罚的威慑力，以科技手段锁定嫌疑人，事先摸排管控类似本案中周某这样的“五失人员”，方能更好地治理“高空抛物”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城市顽疾。有效预防胜于事后追责，加强威慑方能防微杜渐，不能等造成严重后果乃至出现人员伤亡了才行动。既然现行立法已经确定了“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治理这一顽疾就应借鉴处理酒驾醉驾的方式，及时扑灭危害公共安全的源头。

没有一家制造企业仅仅靠AI技术就获得成功，成功的背后最终还是人的训练。 未来，99%的智能由人工智能贡献，而1%的人类智能则对99%的人工智能构成支撑。 应该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和建立AI技术公共治理体系，确保AI技术听命于人类，造福人类。

小区治理中，需要大家学会达成公共性，既声张自己的权益，也要承担自己的义务；既知道积极诉求的意义，又明白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戾气，走出囚徒困境。

各地政府过往的“经营城市”，发力点更多地放在大建基础设施、建地铁、规划新城，推高地价与房价，大搞土地财政上。而在地产退潮、经济进入存量博弈时代的今天，这种战略已经面临困难，各地政府的“经营城市”，开始把精力放在提升政府服务与公共治理能力上，因为这些“软件”的优化带来的口碑效应、带来的正效益要更为充分。

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者都要介入社会治理。官员系统的社会治理和学者的研究发现应该找到连接的通道，这理应是一个学习和知识的系统。我们以前做过公共卫生的项目，找到了新的解决问题的原理和路径，但行政和学术的思路有时并不一致，需要不断协调，人类学叫调适。

广大业主作为小区的主人，也须意识到，自治权不仅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和能力的体现。业主应花更多时间和精力，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通过业委会选举、参与业主大会、制定管理规约等途径，加强对业委会的监督和管理。同时，对于业委会公布的小区重大事项如公共收益等，还可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审计，以更强的公共意识和法治观念，切实维护自身权益，提升小区品质。

“蜗牛奖”的评价范围也从最初的治理干部不作为，延伸到作风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等多个领域。 一些常见的电视问政节目、“末位淘汰制”等，都属于负向激励措施。2016年初，贵州省贵定县就曾针对县直部门设立“踢皮球奖”“水面浮漂奖”和“工作不及格奖”。 “目前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证类似的考评机制不会人走茶凉和人亡政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补充，“因此，不一定要追求政策延续性，而是要看考评是否可以兑现，让公务员得到激励或被问责。”

作为高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者，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认为：高校基金会本质上是高校的基金会，高校就是其附属基金会的管理机构。但是高校基金会发展好坏，与其是不是高校内设行政部门，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这是“部长通道”第一次出现应急管理部部长的身影。作为应急管理部第三任部长，王祥喜在约18分钟的时间里，一共回答了三个问题，内容涉及机构改革、公共安全治理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等。 作为2018年4月才组建的部委，应急管理部是上一轮机构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彼时，伴随着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的成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门也不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