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享受着动物之肉做成的精美食物；另一方面，却要自己躲得远远的，看不见就好像这种残忍之事从没发生一样，这是不是体现了儒家的虚伪、伪善？

黄任恒首列《易经》“元亨利贞”一则，驳儒家讳言利之传统，直言“义中之利，必当和而布之天下”，既为家族米业正名，亦暗合近代商人阶层崛起的时代脉搏。

这种新的行孝方式，在唐朝也面临强大的挑战。韩愈在《鄂人对》中对“割股疗亲”予以猛烈的批评。除了违背正统儒家“身体发肤不可毁伤”的训令外，他还提到一个新视角：“割股疗亲”的孝子，很可能就是为了免除税赋，才有此极端行为。

更好的办法是进入公共记忆，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受到公众跨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尊敬，这庞大的愿力可以让逝者的魂力得到极大的补充，成为儒家所称的浩然之气、正气，获得“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力量。 同理，青史留名，如果是美名，有助于灵魂长存和壮大，如果是恶名，则万民的咒诅会促进灵魂的消亡，让灵魂受苦。这才是古代儒家士大夫不怕死的道德根源，这才是皇帝害怕史书的关键因素。

既然一定会失败，为什么还要做呢？ 因为有亡国，有亡天下。古代的国，含义和今天不同，改朝换代，是亡国；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心目中最基本的人伦，这个要是丢了，是亡天下。 面对无法战胜的黑暗势力，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抵抗了，失败了，那是亡国了，但是天下不亡，因为奋勇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可以激励世世代代的无数的后来人；知道抵抗不了，就缴械投降，同流合污，那就不但亡国，而且亡天下。 所以虽然知其不可为，但是还是一定要有为。 这个精神，在诸葛亮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在中国的东南数省，以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地区，有更发达的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资源，抱团创业，信任和交易成本低，因此这些地区反而具有更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活力，有众多的家族企业、乡党小共同体的融资方式，并能在海外具有开拓发展能力，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那些更原子个人化的地方，得到的恰恰不是更发达的“自由市场”，而是更官僚化的管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曾写道，周光召“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 不少青年科研工作者第一次见到他，难免有些拘谨。他总是笑着说，“不必客气，叫我光召”。

爱有差等，才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权，就是爱有差等的产物。讲究爱有差等，不是说要冷酷的自私，拒绝对陌生人有恻隐之心。恰恰相反，正因为爱有差等保护了人们最关心、最重视的人，以及相应权利，以及一层层有序的边界感，才能培养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君子，才能将在小共同体内养成的美好品德，一层层向外拓展、流溢给陌生人，共同构成文明社会的温度。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首要条件当然是爱岗敬业，但同时，你还得为人正派，有正常人的情感与比例感。爱岗固然没有错，但前提与基础是你得爱家、爱家人。很难想象，一个不爱家及不爱家人的人，怎么会持续性地爱岗，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儒家讲“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不爱父母与家人的，也很难说是真的爱公家与国家。一定要“公而忘私”“公而废私”，只会塑造出表面上迎合这些要求的虚伪之人；公私两便，不以公废私，也不以私废公，才是正常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