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南师直到退休，我一直算南师的人，退休了，也是领南师的退休工资，但我总感觉是外人。说不清楚这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至少在水利学校时还没有。

在《雨花》帮忙的那段时间，编稿子之余，我自己也写了些东西。拢共也就这几篇，只因《耳报大队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俨然就成“搞儿童文学”的了，找我约稿的不少。没想到，还没怎么兴奋起来，我就因此倒霉了。

陈瘦竹、沈蔚德在我家不止一次遇到过小孔，陈瘦竹很敏感，跟我说，杨苡同志，你得注意啊，别老让他到你家来了——他是在追你。

穆旦在美国新闻处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离开了。是我哥介绍他去的，他离开也和杨宪益有关。不过说到底他要求穆旦走人，还是因为赵瑞蕻和我的关系。

枬生是我去西南联大那年赴美留学的，颜伯父出任驻美大使，带她一起走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我要回船上到昆明去，是枬生姐妹俩坐家里的车一起到码头送我上的船。虽然是送别，我们的心情都不坏，我去联大，她将赴美，都是开始新的人生啊！什么离愁别绪的，一点没有。谁知一别四十年。一见面我们就拥抱到一起，大哭不止。枬生说，真像是一场梦……

“对大多数人来说，到了那个年纪，经验会整个遮蔽天真。”余斌用杨苡的译作《天真与经验之歌》来形容她晚年的状态，是天真与经验的奇妙混合，“她有天真的底色”。 “杨先生有很多理念可能是来自于巴金，新文学，但是生活习惯、待人接物很多都是来源于她母亲。这个可能有点矛盾，一个立志要做觉慧的人，她自己后来是这样地（看重家），好像有点冲突。”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9日《南方周末》）

“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说是我写给他的信。他还说，我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似乎是解释他干嘛要把信给撕了。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我没有什么不高兴，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还是以往的话题，一样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