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在水利学校

杨敏如、杨苡姐妹与母亲徐燕若、哥哥杨宪益（左起）。

参加工作

南京文联刚成立，我就加入了。当时还没有作协，南京作协的前身就是“文联”，追溯起来，我要算南京作协最早的一拨了。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文联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虽然那是个群众组织，不拿钱，也不上班。“文艺整风”时我几乎天天去参加学习，当然不是整我，但每个人都要检讨的。给我提的意见是“个人主义”，指的是我不“参加工作”，甘当家庭妇女，在家里带孩子。

那时候参加工作就等于参加革命，因为新社会，都是“革命工作”了嘛。我心里不服气：在家里带孩子有什么不对？——母亲的教育，孩子是第一位的。再说我也不是拒绝参加工作。后来文联机关要进人，我也想进文联的（机关工作人员与一般会员不同，是驻会的），因为想搞写作。那时候我已发表了一些作品，都是紧跟形势的，比如骂杜鲁门的讽刺诗什么的，文联一度也准备要我的，但最后还是别人进去了。

文联没进得了，我后来还是参加工作了——到水利学校去教书。教语文。以我的本意是不想教书的，我不喜欢上课。正好一对熟人夫妇要调到北京去，女的在水利学校，要走了，就推荐我代替她。水利学校在国府路，离板桥新村不远。熟人跟我介绍说，学生都不是考进来的，这我很愿意，学生太单纯，白纸一张，工作过的人经历丰富，有生活。当时不都是宣传搞文艺创作应该深入生活吗？我觉得在这样的学校教书是有意思的。

还有一段插曲：可能就在进水利学校前那段时间，我还曾经有过进南大的念头。我周围有许多南大的人，是我自己起劲，还是别人撺掇，说不清了（我不喜欢上课，按说是不想往学校里去的）。既然是外语出身，到外语系是理所当然，但我想去的是中文系。一直有中文系情结，到西南联大，原本想学的就是中文，外语没新鲜感了，又以为中文系离创作近。其实中文系比外文系更像做学问，据说中文系老师常会在新生入学时让他们不要搞错：这里不是培养创作的，是教你怎么做研究的。只有后来陈白尘当（南京大学）系主任的时候，中文系才鼓励学生搞创作。

那时候进人没那么复杂，多半还是靠熟人介绍。我是罗根泽、陈瘦竹主动引荐的。罗根泽一家在重庆中大柏溪时就熟了，老师辈的人，陈瘦竹低个半辈，比我们年长些，还算平辈，他原来是国立艺专的，后来到中央大学成教授了，和赵瑞蕻是同事，在南京文联算比较活跃的人物，两家来往也是比较多的。这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方光焘，有天晚上，罗、陈就领着我去小粉桥他的住处。我要不是没进门，要不就是进去见面后让我先出来了，他们在里面商量。也没过多久，两人就出来了，脸色有点难看。原来方光焘没答应，说要进人的话，人选已经有了。大概方回绝得比较直接，生硬了点，他们俩都有些生气，觉得方光焘不给面子。他们一个老资格，一个是中生代有分量的人物，两个人一起来介绍进人，以为事情是可以成的。

我反倒是有点无所谓。不是说我多没有功利之心，参加工作有一份收入是我的家需要的，只是我经常无可无不可，三心二意的。马上想到，要是真进了中文系，和赵瑞蕻在一个单位里，也挺麻烦。

杨灿

这样我就进了水利学校，应该是1952、1953年的事。

水利学校的教务主任叫杨灿，新四军的，进过上饶集中营。很喜欢说他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