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马特·波廷格这样的“对华鹰派”，在未来特朗普的内阁班底里不在少数。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大概率会更强硬。 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强化，离不开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政治放大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方面过度渲染，甚至夸大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这让双方更多地失去了战略互信。 过去美国在知识产权、贸易赤字、人权等议题上也持续向中国施压，但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手。为什么呢？因为“损人不利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特朗普任期里，这个逻辑行不通了。他宁可要自损八百，也要杀敌一千。

结婚生子与否，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婚不育是个人权利。这诚然是对的。如果一个社会，不结婚生子的只是极少数，他们也不试图把自己的选择美化为一种更高更好的价值观，也不至于影响社会的存续，那不结婚生子就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如果一个社会，不结婚生子的数目与比例持续上升，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存续，那不结婚生子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近年来，业界领袖如李飞飞、埃隆·马斯克等人，都不遗余力地呼吁对技术潜在的负面影响保持清醒认识。他们提出的观点包括但不限于：AI可能被滥用，侵犯个人隐私和人权；AI系统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可能导致偏见和不公；以及长远来看，超级智能的崛起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

传统的多元多维项目管理评价方式较为分散，且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工人权益及保障等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指标未纳入常态化评价，项目管理主体亟须在承接、包容现行基建评价的基础上，体系化构建一套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指标体系，而引入ESG评价成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刷脸认证保障公共安全的收益有限，侵犯消费者个人隐私和敏感个人信息的风险却很大，一旦发生泄露事件，对个人权益带来的侵害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牺牲公众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不符合法益保护的比例原则。

不可否认，在公共空间中，个人权益应得到尊重和保障，但我们维护私权利，也应在尊重他人权益的前提下进行。而要让这种微妙的平衡不被打破，就需要每个人设身处地用心维护。

吉林大学的人权学，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人权学一级学科。 从人权法学到人权学，绝对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但当前国内只有人权法学教材，并没有一级学科意义上的“人权学”教材。 据何志鹏观察，国内人权研究者不超过100人，真正的人权学者可能还不足50人，“现在的人权学者们大多还是李步云、张文显等那一批在1990年代就开始进行人权研究的人，还有我们这些21世纪初受益于国际化潮流的新生代”。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机构里的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可是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只有几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人权学绝对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国际上研究人权的专家学者中，除了法学背景的，有的是研究历史学的、政治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等等。实际上严格地讲，人权和政治哲学的关系更大，它是关于人和国家关系的理论。

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案处理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同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存在层级较低、规定过于笼统等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权威性不足，可操作性也不强，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并案处理后当事人的权益、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办案的质量和时长等。 应该让并案处理更侧重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巨型案件需要合理拆分，对办案期限进行严格约束，并且要给予当事人更多程序选择的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

婚姻，正从传统观念中的绑定一生，变成年轻人心目中的自由选择。传统观念对年轻人的影响正在减弱，年轻人也开始更加重视自己的个人权益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