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厂商理应在云端视频加密、用户身份验证与密码设置等环节尽到谨慎的义务，如果因为技术防范不到位而导致用户信息泄露，那就像防盗门窗与保险箱因自身质量不过关而遭侵入一样，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一个人凭借“卖惨引流”而骗取巨额打赏，乃至于已经获取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善款的话，此人即便确实存在某些“惨状”，他也有义务公布资金的用途与去向。公众的爱心如果超出了合理使用的限度，就不应该再定义为“赠与”，而是应当归类为不当得利甚至是非法所得。否则的话，“卖惨致富”造成的负向激励就会刺激“卖惨产业链”的潜滋暗长。

免费教育范围的扩大是一件值得探索的好事，但应当与其他政策配合方能实现理想中的目标。如果免费教育范围扩大，但并非高中义务教育化的话，那就应当取消强制性的“中考五五分流”， 尊重家长与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丰富高中教育的品类，让学生与学校之间在规则公平、机会平等的前提之下双向选择，更好地选拔培养优秀人才，这符合教育公平的理念，也是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理应让孩子明白，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自食其力的独立生活能力至关重要。父母有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法律责任，但并没有一生一世都供养孩子的道德义务。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子女，子女也终将要独自面对生活，幼态毕竟不能一直延续到成年乃至中年时期。因此，父母理应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协助子女成长而不是包办子女生活，必要时以强制力予以规箴。

西藏定日6.8级地震后一周，共记录到余震3614次，最大震级5.0。杨健有时会出现幻觉，躺在床上稍微出现晃动，就感觉余震又来了。 古荣村村民会在板房里用火炉煮面条，但主要依靠救援队提供的大锅饭。有开饭店的回族同胞带着食材来到灾区，义务为村民做饭。 公安、消防、武警组成救援力量，联合清理震后废墟。主人家告诉他们，家里有什么贵重东西，大概在什么位置，他们再一件一件清理出来。

蔡某对戴某生前尽了扶养义务，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小庞作为戴某的儿子未履行赡养义务，在戴某去世后又主张按法定继承分配案涉房屋，主张不能成立。判决认定，蔡某取得戴某名下房屋。

“我们这里防护不足，你还是到别的医院去做吧。”从医疗互认系统中看到李晨的HIV检测报告，本已决定根管治疗的口腔医生改变主意。 郑晶晶认为，HIV感染者有义务告知接诊医生其感染情况，不代表互认系统可以共享感染者信息。隐私权与知情权存在冲突，现有法规存在模糊性。 湖北省卫健委答复防艾志愿者，已通知所有定点医院门诊对艾滋病相关信息进行屏蔽，保护特殊疾病群体的信息安全。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出资义务，这是必答题；私营部门融资是选答题；其他国家自愿出资是课外题。 “我们都当过学生，不可能必答题没做完，就去做选答题、课外题，一定是全做完必答题，再尽可能多做选答题，然后再做课外题。” 南南合作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基于自愿帮助，后者是义务责任。

理想的状态是在一个城市定居的人就拥有这个城市的市民身份，常住人口就是户籍人口，不应该有“人户分离”的问题。在一个城市长期工作、生活与纳税，理所当然具备这个城市的市民资格与权利，义务和权利理应对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权利拓展问题。 年轻人固然向往大城市，其实大城市更需要年轻人。没有外部新鲜血液的持续注入，大城市的繁华是不可持续的。

在教室里，教师好像天然就站在屋子的前方某一面墙前，具有较高的权威。所有学生都向着老师这一侧观望。老师可以方便地观察到每一个学生的表情和举动，而学生们并没有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的自由。 空间一定具有某种秩序，只是传统空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种秩序是凝滞的、不可变更的。这种秩序又常被认为是二元化的和单面的。消极地参与这个空间的大多数人，并无管理空间的义务，彼此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络手段；主导空间的人看似拥有极大的权力，实则也会承担非常大的压力。 教育既是被教育也是自我教育，当我们的学生不仅是为了拿到成绩积攒绩点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为既求人又律己的创新做好了准备，没有黑板，同样能聚精会神地听一堂课，会爱上那没有任何隔墙但多智慧的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