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科感叹，换位体验一番，才发觉部分配套服务还没有跟上，意识到新就业群体未说出口的诉求。 “确实应该反思一下，到底这些驿站设置在哪里，才能更对骑手有吸引力，利用率更高。”

多位骑手表示，最需要工伤保险，不太需要失业险。 尽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了三种劳动关系，但纳税、社保缴纳仍沿用着传统的两类劳动关系。 给骑手缴社保，成本最终会由链条上的各方分摊：消费者、商家、骑手、配送服务商及平台。

“有就业无门槛、有劳动无单位、有上班无下班、有报酬无工资、有伤残无工伤、有风险无保险、有问题无监管、有纠纷难维权。” 如果将“新就业形态”关系全部直接纳入到现行劳动法体系中，容易引发用工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等问题。

灵活就业人员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和我们一样，同为城市里的追梦人、追光者。尊重每一份职业，尊重每一份梦想，放下偏见和成见，平等相待、友好相待，会让我们彼此对未来怀有更大的动力和希望。

平台为全职骑手购买社保，无疑是对行业劳动保障问题的一次正面回应。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的关注日益增加，骑手福利已成为各大平台的重要竞争维度之一。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可能帮助京东建立起一支更加稳定、高效的配送团队，从而提升服务质量。

《平台人员法案》被新加坡国内外的很多媒体和机构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为解决平台经济领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考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牧民多腼腆谦恭，但上了马，便生出一副坚毅果敢傲睨自若的神态，因为马上的人生是由他全权驾驭的。 纵马驰骋，乃是骑手最大的快乐——要知道，马在缓步走或者小步跑时，身体起伏明显，骑手容易感觉颠簸；一旦奔跑起来，其后腿有力推动，前腿轻盈迈步，形成流畅的运动节奏和自然的悬浮感，平滑了马身的起伏，加上骑手在马匹飞奔时夹紧马身，臀部与马鞍协调运动，与马的运动节奏保持同步，因此也就感受不到颠簸之苦了。

如果舆论的压力导致“平台限制45岁以上骑手”的不实传言成真，由此引发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恐怕要更大，那就是迫切需要挣钱的45岁到60岁外卖骑手从此失去了工作，也未必能够回家吹空调。这一传言已经着实在外卖骑手群体中引发了“年龄焦虑”，不少人担心自己从此失业。

如果以交通事故来定性此次事故，那涉事司机可能并没有过错。相反，骑行者应该承担更大甚至全部的事故责任。当然，作为一名未成年人，不幸遇难的儿童不应该被追究责任，责任应该由他的父亲，以及骑行的组织者、撞倒男童的骑手承担。还有这条未开通道路的管理方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群零工劳动者在一个快速的、不稳定的状态下努力生存。 “他们经常在访谈中提到，‘先干这份工过渡一下’。他们在‘过渡’之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跳去别的平台或者去干别的零工了。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过渡’逐渐从一种劳动的状态，变成个体的认知，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 “这种过渡性目前有个很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最突出的反映还不是外卖，而是直播行业。正因为它以赚快钱为主，所以它给了普通人快速应对人生危机一个机会，这也是过渡性的体现。从长远看，我觉得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理性工具主义的呈现。” “算法机制的设置就是一个游戏化的设置，它有各种各样的夏季挑战赛、冬季挑战赛，然后骑手会有白银、黄金、青铜、钻石之类的等级。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把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游戏竞技场的话，那么外卖骑手其实就是一个参与其中的选手，要骑着电动车穿越城市障碍，最终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你每送一单就会得到一个正反馈，然后你就多送单，多劳多得。这种游戏化机制形成后，你就会上瘾，最终形成的就是‘自我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