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与基石，婚姻的初衷是为生儿育女而施设，以实现家庭与社会的绵延。这一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在于其又一次提出了难以回避的问题：缔结婚姻、建立家庭，是人生最为重大的决策，每一方分别对此付出了什么，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健康的亲子关系往往内嵌于一个健康的家庭之中，在离婚率走高的趋势下，当（夫妇之）爱已成往事，亲子感情又如何维系？

近日，央视网《法律讲堂(生活版)》节目报道了一桩案子：外甥刘某正月初二去理发，当晚舅舅酒后骑车发生车祸去世，舅妈控告他“故意杀人”，要求赔100万，还一度上了热搜。 如果这案子是真实的，根据报道披露的细节，公安机关不受理显然是正确的，法院驳回百万赔偿诉讼请求更没问题。外甥正月理发，舅舅当晚酒后骑车发生车祸死亡。显然，导致舅舅死亡的原因是本人酒驾，而非外甥理发。即使外甥理发令舅舅不开心，喝了闷酒，但只要舅舅不酒驾，是不会发生事故死亡的。 所以，法院驳回诉求，并不在于“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说法是迷信，或对“正月不理发”风俗的不认可，而在于这一信念或风俗与舅舅之死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法院驳回诉求，并不在于“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说法是迷信，或对“正月不理发”风俗的不认可，而在于这一信念或风俗与舅舅之死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近年来，发生人身损害意外，哪怕是自己的责任，也要甩锅给别人，要求赔偿，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地方法院在类似案件审理中也会为了“维稳”而和稀泥，让依法不该承担责任的被告负赔偿责任，甚至判决虽然被告不用承担法定责任，但仍需进行“人道主义补偿” （本文首发于2023年6月8日《南方周末》）

2003年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就曾使用被告的品格证据。 在中国的性骚扰司法实践里，曾经有过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尝试。不过，在绝大多数性骚扰诉讼中，依然是要求原告提供充分和直接的证据，否则就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或者判决败诉。

如果公路、学校早于住宅区存在，业主在购房时就应该早有预期，购房之后再以公路、学校扰民的理由投诉，就很难站得住脚。相反，如果住宅区建好在先，其他公共设施是后来新增的规划，对于因此给居民权益造成的损害，就应该进行补偿。

法院认定，邻居手指系费萌萌打伤。但费萌萌坚称自己没有“掰”邻居的手指头，不认罪、不认罚，上诉被驳回后，坚持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