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移民在外界眼中是和善的，即使心里想的是“去他×的”，说出口的还是“遵命，先生”。在老挝人的聚会中，人们抱怨着、伤感着，但没有人哭，“故事越伤感，笑声越响亮。”塔玛冯萨说这是老挝人普遍的态度，当生活充满困难和伤痛时，更加要笑着面对，“你总能发现让人发笑的东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它首先就不可能不是方言，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叙事，然后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人，他就是说四川话的人。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故事本来的机理，就是必然发生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觉得从《我们家》到《平乐县志》这个变化，是我感觉《平乐县志》里面，我其实是往后退了一步，我的这个方言可能它不是那么方的方言。我感觉我是在找一种方言和古典古汉语，就古典叙事之间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按三言二拍里面这些，它也是很方言的。就这种很多我们感觉这种古典式的叙事，古典的这种古典白话的这种叙事方式，它其实也是有很多方言在里面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混杂的方言的方式。 那么我的故事里面的那些人就是他们，必须要是他们说话的腔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得不让他们用这个腔调来说话，否则就不是一个我所理解的一种真实或者是有机的对生活的还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自然的角度，从素材反过来推定这个形式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必须得是这个形式。这可能是就是变成了一个我的写作语言。

我觉得80%、 90% 的人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子一个状态，觉得说我想要去做对的事情，但是我想走捷径，我没有对自己这种狠的东西。 就我们试图在我们自己能看到的这个，我们自己的Outlook，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理解里面去试图做对的事。但是我们的这个试图，我们的努力又不是真的就是可以努力到那么多，大多数的人都是。 所以我其实觉得傅丹心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可能是在我故事里面最接近就是普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这个普遍的状态，也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和受害者，同时都是在这个视角里面。

我想象中的平乐镇应该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它的原型是我的家乡郫县，就是现在叫郫都区。随着我自己写这个故事，写这个虚构的小镇，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在《平乐县志》里面的这个平乐县就是从虚构和真实的世界里面，时间都在往前走。 我不太会去即刻写一个即刻发生一个事情，然后即刻去写它，我是需要这个滞后和这种沉淀，和这种自己的消化的。如果我一直都住在郫县或者住在成都的话，我大概是不会写《平乐县志》的。我觉得这种你住在那的，你会得到的这种即刻性，它反而可能会消解一些写作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郫县或者是我理解的这个场景，那就是它说小了当然是郫县，说大了其实就是我的中国的体验。就是因为这个体验可能是跟我的中文的人格和我的中文的作家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对我对于故乡的这种思念，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怀乡的这种。而且这个怀乡一定是有过去式的，就是怀的是那个过去的故乡。

一个月前，我们发起了“带疱者说”疼痛故事征集，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关于带状疱疹的真实故事。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了解过许多带状疱疹的症状与影响。然而，即使已经做足准备，在看到大家留言的那一刻，我们仍会再一次震惊于带状疱疹的发病风险和给每位患者带来的苦痛，突然袭来的疼痛无差别地出现在成年后的每个年龄群体中。 肉体疼痛与精神折磨从字里行间深处，他们的挣扎与煎熬，穿透屏幕，和每一个观者共鸣。

“我没有从坚持学习哲学中获得所谓的‘阶层上升’、‘阶层跨越’——这是‘励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直在《海德格尔导论》的新书分享活动中说。 铸刻文化主编陈凌云希望陈直在“本质性生存”之外，能多包容些各种各样的“非本质性的生存”，“当然，他坚持自己也很好。”

同学聚会中的一个故事让他震惊。一群工人为了不下岗，每天上山猎捕各种山珍野味，以讨好改制组组长。直到有天这位组长说他要吃老虎肉。大家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应和了组长的要求，派了几十个工人上山去打老虎……“这个故事就是 《猛虎下山》 最早的模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疾病也好，衰老也好，我觉得自己不断往前走，会不断回到门罗的故事里。哦，原来人生真的如此。门罗对人性的挖掘，真的到了看不见的深度。” “我觉得门罗在描写各种各样笨拙的人。这个所谓的笨拙不是说人有多笨，她是在描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有的一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只不过可能有某几个时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让我们成长的节点。”

也许很多人心里，都有孙悟空面对唐僧时的那种不甘，可是同时又知道，自己没有底气把这种不甘发作出来，因为一旦发作可能意味着失去一切。而六耳猕猴替换掉孙悟空的故事，刚好戳中了这个痛点。而从管理者的角度说，讲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对桀骜不驯的员工的一种训诫和警告，别以为离了你就玩不转。所以这个明显并不符合原著的阴谋脑洞，才会流传那么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