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照片不该是范式化的，它不是一份有着标准答案的考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做出当下自然流露的动作和表情，留下与这处风景的独家记忆。

与其说是寻找，他更像是逐字逐句地读一“本”山。“批注”用的是粉笔，看过哪一“页”石头，就用粉笔做个记号，石头和石头太像，迷路也是常事。 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大大拓宽了晚清以降金石学的学术边界，而他既不是一位正统的金石学者，也不是学院里的文史学家，只是一个爱在山里跑步的人。

更好的办法是进入公共记忆，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受到公众跨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尊敬，这庞大的愿力可以让逝者的魂力得到极大的补充，成为儒家所称的浩然之气、正气，获得“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力量。 同理，青史留名，如果是美名，有助于灵魂长存和壮大，如果是恶名，则万民的咒诅会促进灵魂的消亡，让灵魂受苦。这才是古代儒家士大夫不怕死的道德根源，这才是皇帝害怕史书的关键因素。

科学家第一次持续观测到怀孕对女性大脑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包括对认知、情绪和记忆的影响。孕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脑灰质减少，白质增加。这些变化未必是坏事。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创作视野、方向，还是深度方面，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代初，聂华苓到访武汉，对后来以武汉大学为首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深刻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曾在《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一文中写道，“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寄托在远方，而他们的恨却横亘在眼前。爱那么远，恨却那么近。” 这段话，如同一面镜子，深刻地映照出波黑战争的心理根源。 萨拉热窝，这个爱与恨的交汇点，长期以来被誉为“欧洲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微型宇宙，映射出整个波黑乃至南斯拉夫的多样性。

《里斯本丸沉没》 打破了某种历史的板结与沉默，但它不能成为故事的终结。毕竟，往事并不如烟。掩盖还是救赎，处罚还是宽容，记忆还是忘却，这些至今仍是战时世代和战后世代须共同直面的难题。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王升远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后来在许多年中，他也有意无意地看一些关于吴越历史的著作，并没有学者引用茅盾的这本书，可能史学家觉得是一本说文学的书。实际上书中的许多见解是超过一般历史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