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所谓的光鲜是多么脆弱，以往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中产内核，不过是消费主义灌输的各种概念，比如精装修的大房子、各种轻奢品牌的衣服，以及国际学校的教育。 高志垒在那些外卖员身上发现，让人产生改变和力量的并不是工作、身份或者苦难，而是那个独立的自己。

很多诗人在塑造自己，有时候也会被人家塑造，媒体评价，贴了标签，他自己去适应那个标签。但杜甫没有，他是集大成，在优美的时候就优美，苦难的时候他也不规避。

“也许我在未来十年，会开始写写我的‘负面人生’吧。”2021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地主办的乐黛云新书研读会上，这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曾朗声宣告，未来她的个人书写或许会触碰到回忆里最真切的部分。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在人生的后半程始终怀揣着“未完成感”。 当时在座听众的期待，在2024年7月27日凌晨画上了一个句号。就在巴黎奥运会拉开帷幕的同一个清晨，乐黛云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在对乐黛云的生平介绍里，最常提到的莫过于她是1970年代北大恢复招收留学生后第一批教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之一，且在开拓比较文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推动“跨文化对话”上成就斐然，与学者汤一介伉俪情深。而她对“欧洲中心论”“东风压倒西风”和“东方中心主义”的批评，“革命青年”的经历，学术思想的转折，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新知的求索，以及不沉湎于苦难亦不掩藏傲骨的个性，外界知之不多。 不过，乐黛云的许多学生和友人都深受她的感召：“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她不会陷在其中，她身上有一股力量。”对今天的很多背负生活压力、习惯向内收缩的年轻人来说，乐黛云的乐观和坚韧太宝贵。 与我们采访她的2021年相比，当前的世界局势越发波谲云诡。能够看到东西方思想各自的根源和光亮所在，并极力促成相互对话，更是这个时代值得珍存的价值取向。 “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这是晚年乐黛云的自我评价。她“能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纵身入时代的洪流，在这一试金石上检视自身成色，留下此在的痕迹”，这也是我们重发此文纪念她的原因。 本文原发表于2021年6月。

历史总是深邃、宏大的，其实，它由无数的毛细血管组成。在回顾李本怡家族的苦难史时，他陈述的是那么具体：哪一年，他出生了；长到几岁，他和父亲去寨子里买化肥，赶了几头牛去；哪一年，他结婚了，婚后买了一辆宗申摩托。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曾任中国残联副主席。一生写下了28部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2部长篇小说，15部随笔。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时间写点东西。 21岁，他从曾经健步如飞的跨栏冠军变成了一个被轮椅牢牢束缚住翅膀的人。30岁，他多病齐发进行膀胱造瘘术，被医生预测只有5年的寿命了。次年又因急性肾损伤辞去了街道的临时工作。历经了多次求生和寻死后，他发现“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他决定乐观面对一切，享受和朋友、家人共度的岁月，从此他留下的照片都充满灿烂的笑容。余华曾评价史铁生：“一般人遭受过这样（苦难），会对世界产生畸形的价值观。铁生是一个没有恶意的人，而且什么怨言都没有，对世界充满了爱。”

直到现在，陈汉平依旧小心地保存着在朝鲜参战时的珍贵记忆——一个搪瓷杯、一个日记本、一枚纪念章。这些物品都有七十多年历史了。搪瓷杯上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 （本文首发于2023年12月28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惑）

谈到如何应对苦难，除了“幸福科学”的技巧外，他还提出两种力量之源——自然和社群，并分别援引道家和儒家经典来论证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当一个人的苦难来自社会结构，却被视作是个人的问题时，他可能会动弹不了，有很多自责”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余华英共拐卖儿童11名。贵阳中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以严惩。 亲生家庭与养育家庭关系复杂，有些被拐孩子难以应对，没能接受认亲。“但我们都感谢妞花，因为她报案，我们才找回亲人。” 桑英高兴的是，人贩子得到应有的惩罚；难过的是父母已逝，姐妹俩经历的苦难无法抹去。

作家塞壬“只要有空就会进工厂做工”，她不认同苦难书写，也不是要发扬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打工文学”，她只想记录打工人的本色生活，“想让它成为我的日常，这将是我观看世界的方式”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