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老人多，是物质丰裕的自然结果，但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年轻人与下一代的挤压效应，照看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的老年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很难社会化，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子女。

红通人员”许国俊一审被判无期，贪污公款折合人民币9亿余元。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1.8%，较2021年提升1个百分点。 中国已累计培养1100多万名研究生，拥有117个一级学科。 时隔近3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再次启动。 一周时政新闻回顾（2023年12月9-15日）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上是同构的，两者都是小账户、大统筹。个人账户的本质都是强制个人储蓄，都是限定使用范围或时间的个人财产。大统筹的本质都是：高收入给低收入的代内转移支付（次要）；年轻人、工作者与下一代给老年人、退休者与上一代的代际转移支付（主要）。这两种强制社保（社会统筹部分）的可持续性，最终都取决于人口结构与生育率。

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从7%上升至14%）为例，中国用了21年（2000年约为7%，2021年为14.2%），法国用了115年，美国、英国用了四十多年。 目前已形成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养老机构依法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这四种相对成熟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继续聚焦预防、治疗和照护服务，加大照护队伍培养培训力度，推动照护机构发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不断增加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供给。 老年期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应着力深化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将人口老龄化的国情要素融入各领域、各行业的政策制定、工作推进中，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激发老龄社会活力。

“老龄化或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降低，或许是应对人类科技发展、医疗技术发展的自然调节。” “眼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先要让年轻人有钱，当子孙有钱了，老人们自然就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了。” “在日本，鼓励年轻人就业与老年人再就业并不矛盾，两个群体能胜任的工作性质有差异。”

盖勒认为，要对冲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的负面影响，必须注重教育投资，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在受教育水平上明显高于退出的老年人，让年轻人拥有更高的生产力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加大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将是下一步医养结合发展的方向之一。具体而言，将支持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失能、高龄等老年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这是老年人迫切需要的”，并落实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20.18%，而65岁及以上则占14.24%，这是近5年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预计2035年北京将进入重度老龄化。 老年人中女多男少，而且随着年龄上升，这个趋势会愈加明显。目前我们的老龄公共政策还没有考虑到性别差异，应该在老龄化的过程中考虑到女性，尤其是经济和健康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 目前北京的养老院一半以上都是在五环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六环以外。但事实上大多数老人都希望和子女住得近一些，结果导致五环外的养老院空置率高。 老龄人再就业需要有新的设计。对于不同的行业和职业来说，情况也不一样。像制造业、煤炭业，一味强调老年人参与或许会有负面作用。

“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没有取得快速进展，那么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也将丧失殆尽，因为疾病大流行会在新冠疫情、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其他危机中滋生蔓延。” 除了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外，中国在过去两年的国家医保目录谈判中，陆续将必妥维、多伟托等多款HIV新药纳入医保，降低患者用药的经济负担。 “总有些人错误以为防艾只需关注所谓同性恋群体或者性工作者这些‘重点人群’，其实年轻人和老年人‘两头翘’的新发病例还是不断涌现，防艾应是面对全人群的。”

在2020-2050年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高于城镇。到2035年，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提高到37.7%，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进一步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出城镇13个百分点。 目前农村互助养老主要定位为活跃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临时帮助。在课题组调研的37个农村互助养老典型案例中，开展文化娱乐、上门探望服务的达到100%，但是生活照顾类的仅有70.3%，康复护理类的仅有10.8%。 如果没有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信任网络，市场养老很难在农村发展。农村养老观念不同，对于外来的养老市场资本会有一定排斥，大部分在农村的养老院都由本村或者邻村、邻镇的人员建立，“都是跟本村有一定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