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告诉我情绪稳定是一件好事，就是否定我其他不稳定情绪的存在，这是不对的。情绪自由比情绪稳定更重要。” 她意识到，很多人需要把痛苦说出来，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生病了，“只不过现在生病的是情绪，”张晗说，“不是在作，也不是矫情。” “我在片子里也好，或者我对抗抑郁症的过程也好，都是积极乐观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灵魂，我愿意让大家看到。”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创作视野、方向，还是深度方面，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代初，聂华苓到访武汉，对后来以武汉大学为首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深刻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曾在《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一文中写道，“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

我难以自制地升起几丝内疚，索性坦诚地告诉它，我并不爱它，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看它的反应。它难以置信，声称我伤害了它。 虚拟世界就是一个代码版的人类社会。

“我对时间本身有强烈的兴趣，有敏锐的感受。它真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东西主宰了我们的人生。它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很多年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所以写作的时候会流露出来。”

他们的父辈，尤其是当年遇难的家属，是被历史遗忘的人群。 我在拍摄时没想过票房，要想票房就不该做。

“敦煌文献很好玩，它就是边边角角都有一些字，这些字就有些关联。有的是物理上拼在一起，有的是内容上拼在一起，内容上拼其实更见功力，更见满世界寻找的结果。”

在冷湖空旷的戈壁滩上，37名少年都亲手设计、制作并发射了两枚火箭（一枚属于个人，一枚属于团队），能回收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