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事女子在“案发”之后的造谣诬告在微博平台有上亿的阅读量，而如今的法庭判决新闻在微博平台却只有寥寥667万。也就是说，至少受害人在数千万网民那里的形象仍然是“猥亵女童的犯罪嫌疑人”，他至今仍未得到公开道歉与恢复名誉，这不但有悖于司法救济原则，也是对公平正义的破坏。

与之类似的“给住院婆婆吃泡面”“女子编排‘老头强奸孙女致怀孕’被拘留”事件已经上演过。一些自媒体从业者发扬“为了流量不惜坑蒙拐骗”的精神，编造放大代际矛盾、男女矛盾、婆媳矛盾的“类型片”短视频，意在收割流量获取分成，或是殊途同归的向“宇宙的尽头是带货”迈进。

两起造谣事件之所以败露，都是因为事出偶然：刘某慧虚构性侵的真相，靠的是同伙“良心发现”才大白于天下；此次武志红迅速得脱冤屈，也是因为有人恰好发现了“聊天记录系搬运”。 “性侵性骚扰取证困难”异化成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治原则的侵犯，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 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严肃追查涉事者的刑事责任，以诽谤罪起诉涉事主体，让造谣者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造谣诬陷之风，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避免“狼来了”的悲剧上演。

王一博反击谣言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反击网络谣言的典范。抵制网络谣言，一方面依赖网民对谣言免疫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被造谣的一方也要迅速予以澄清，以坚决的态度、透明的信息对抗谣言，同时也要保证澄清信息获得足够的传播流量，以压制谣言的传播。

张恒被指控强奸未成年少女，这是刑事犯罪，警方应调查，如果属实那就法办张恒；反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确有此事，那网络小作文就是造谣诬陷。而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构成诬告陷害罪。所以这个事件中，要么有强奸罪，要么有诬告陷害罪，两者都是公诉犯罪，警方理应立案调查。

7月20日，在安徽合肥，一女子订婚宴照片被人恶意谣传为会所技师上了热搜。21日，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已搜集证据报警，希望严惩造谣者。随着网络愈加发达，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杭州一女子出门取快递被偷拍造谣其出轨，一自媒体博主跟外公拍写真照确被造谣成“富豪娶少妻”。那问题来了，造谣者应承担什么责任？

“传统生活空间里，对个体的诽谤没有那么大扩散力。但本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的诽谤在互联网中快速、广泛传播，受害人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且破坏了广大公众的安全感。” “司法机关在惩治网暴时，会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对应行为的定性，侮辱就是侮辱罪，诽谤就是诽谤罪。但网络暴力的危害性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会造成受害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直接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 “我认为网络空间不是虚拟空间，它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生活场域。伴随着大数据、元宇宙等概念及发展趋势，网络越来越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互联网法治研究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同步。”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3日《南方周末》）

“信息战”一方面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制造谣言的手段打击和操纵敌对国家公众，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防止他国收集到不利于本国的信息。 “网络信息战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当前以网络宣传为特征的新信息战，正在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中话语权的分配，甚至可能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本文首发于2021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4月11日上午9时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秦志晖诽谤、寻衅滋事一案。秦志晖曾为网络推手，网名“秦火火”。他承认制造并传播的谣言有3000余条，比如，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秦志晖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案件将择期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