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享有姓名权，也有变更姓名的权利，法律规定的权利，不应该被某个行政机构的红头文件限制。公安机关应尊重自然人姓名权，依法履行法定的登记职责。

中央自2023年底开始通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截至2025年7月，已累计通报8批29起，其中26起为负面典型，“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占比最多，共11起。 新变量，通常是一些老问题换了形式继续存在。地方红头文件大幅减少，但又变相以情况简报、工作提示和微信指令等形式出现。 2024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这是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的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

2022年，浙江涉乡镇街道的行政诉讼案件败诉524件，占行政败诉案件总量的67%。 2024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布当年的备审报告，首次提及“支持地方人大探索开展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按照法律规定，备案审查作为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一种事后监督形式。“要是乡政府在文件发布前就拿来提前给人大审，怎么办？”

“此次放松限购并没有红头文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紧。” 此轮政策调整时机，处于房地产市场传统销售旺季，可以预见的是，谁先放开限购，谁将抢到来自全国的购房者。 三四线全面放开，用处不大，于是强二线开始刺激，但各级政府对“救市”的理解不一样。

各地红头文件对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的户籍要求，很可能本质上无关交通安全，而是以政府行政手段行使的就业歧视。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言，这不符合中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依法纠正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现象，保障城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的要求。

任正非从国企“下海”，就是凭着这个红头文件在这一年创办华为。而后，又有了中兴半导体总经理侯为贵下海创办中兴通讯。 “深圳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在过河，但科技产业不是过河，而是险滩急流，连石头都没得摸。”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

对中央精神只做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口号式、机械式的传达，不加消化、囫囵吞枣的传达，上下一般粗的传达；在工作中空喊口号，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作秀造势；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做表面文章、过度留痕，缺乏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

“要想让律师真正发挥作用，仅靠律师自身或律协、司法行政部门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公检法机关必须给予积极配合、支持和保障。”

5月8日，安徽省政府向安徽省高院提交行政上诉状。这个案件意蕴丰富：红头文件也可能（被判决）违法？

政府发的“红头文件”也要遵循更高的法律，政府也可能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