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过河”

华强北电子一条街，见证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繁荣 （IC photo/图）

1984年，40岁的张乾本初次踏上深圳。两年后他被正式借调到蛇口工业区，这一待就是34年。

第一天骑自行车到蛇口工业区上班，他就看见路边用白色油漆书写的十二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种话在内地是不能说的”。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四年，“到处都是荒地，车过时尘土飞扬”。谁也不曾想到，这么一个地方，日后会变成寸土寸金，GDP超越毗邻的香港，高新科技企业云集。

2019年，深圳出口总额已经连续27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人均GDP突破20万元，超过北上广。令人艳羡的是，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大疆等大批高新科技企业。

从当初的“三来一补”到现在的数字经济创新高地，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加持的荒地到中国最繁荣的城市，深圳奇迹的发生，源于不断地突破制度束缚，善用市场力量，并在每个转型期惊险“过河”。

从计划经济突围

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伊始，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走出传统观念、计划经济的束缚，通过制度创新去发展更多的市场主体。

1986年，张乾本来到深圳蛇口，这里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他发觉，以往在内地生活所必需的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在这都不需要，三块钱可以吃上一碗面条，“交易市场很自由”。

这是由于1984年11月1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力排众议进行物价改革，对粮食、猪肉、棉布等商品敞开供应，放开价格，取消所有票证，取消国家对粮、油、菜、肉、水、煤气等商品补贴。深圳率先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票证。

深圳的工资水平往往是内地的两倍。“想来单位混日子是不行的，你不干就叫你回去，想来的人多得很。”张乾本说。

“在蛇口下班以后就能看到，来外资（工厂）打工多是女孩子。”张乾本说，比如三洋公司，几乎都是女孩做装配工。一方面女孩更细心，二是大多数女孩也曾经在工厂工作过，有工作经验。

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形成深圳早期的发展模式——“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通过联合内地企业和吸引外商，深圳特区获得了初期发展的技术、设备、劳动力、资金等基本要素。

但在1986前，深圳主要是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身影极少。国营企业包括当地国企，如深圳特区发展集团、深圳赛格电子集团，以及内地国营企业、科研院所设立的窗口公司。外资则以港资、台资为主。

市场主体单一，自然就无法激发出市场经济活力。同时，由于经济升温过快，大规模的基建工程，让深圳市政府财政吃紧。境内外媒体出现批评声音，内地媒体批评“倒卖”，香港媒体批评“假大空”，深圳特区所面临的舆论压力巨大。

1986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