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是否存在家暴、谁在出轨、谁有精神病的描述，屈艳和丈夫渊强持不同说法，唯有在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和求助无援上，夫妻二人均感受到了相同的无助与愤怒。

某些精神病人的意识已不受社会和教育等各种观念所限制，他们的思维模式当中不存在“正常人”所谓的思维框架，有着各种“正常人”看来出乎意料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精神卫生法规定，乡镇政府和街道办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预防精神障碍发生、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等工作。但在现实中，乡镇和街道一级，很难有精力和财力开展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照护等工作。

我想起了我接触过的视障者、智障人士或精神病人，他们作为弱势的群体，在采访中，我常常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难，感受到他们想要被看见，被接纳。如果更多人“看见”他们，会不会少些悲剧呢？

2020年10月21日，四川省隆昌市一审法院并未支持索赔医药费的主张，认为“社会捐助已弥补”，一时间舆论哗然，网友追问：“大众的爱心能为侵权人埋单吗？” 这场官司背后，是被忽视的农村精神病人，在社区的安全防护网失效后，终酿一场悲剧。悲剧发生后的五百多天，两个家庭都深陷困顿、无助和愤怒中，倍感煎熬。 包括黄守方在内，没有人察觉王丽云病发的蛛丝马迹。村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依照随访要求，事发前十余天，他见过王丽云，“状态挺稳定的”“病发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 对于两个家庭，这五百多天，煎熬已是一种常态。小雨家打官司索要的18万赔偿包括医药费等多项费用，但在言谈诉说中，更像为了缓解这个家庭对孩子未来怎么办的焦虑。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

在这个问题上处理比较好的是习惯法国家，陪审团制度让普通人直接参与，无需十分懂法律，只需他们用质朴的情感去对各式各样的事件做判断，这显然比机械的法律条文去衡量复杂万物要灵活，成文法很难应对这里面千变万化的不同情形。

“精神病人为何不关入精神病院！”记者注意到，很多人在网络上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情况真的如此吗？

国航“监督员”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国航2019年7月15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回应称，事件为旅客之间的纠纷，其中一方旅客是国航一名因身体原因休养的员工（牛某某），此次是个人因私出行，并非国航监督员。也许国航认为这件事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整个事件中国航各环节处置是否妥当，还有一些疑问需要解答。

从蓬头垢面的外表以及其本人的叙述内容看，近期上海所谓“博学”流浪汉沈先生很可能是一位精神病（Psychosis）患者。他的走红或反映了部分公众和媒体对精神病的无知，也或反映了社会面对精神病人收治难题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