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消费领域的“伪进口”“假洋鬼子”现象屡屡发生。 直播电商时代，带货主播的粉丝们在直播间购买商品，不仅仅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来，还有不少是为了享受与主播互动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为主播的个人品牌“买单”。因此，带货主播们一旦被发现所售卖的商品虚假宣传，割粉丝韭菜，砸的不仅是该商品的牌子，也是相关主播的品牌。 为了吸引头部电商主播，地方政府有为其“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的动机。但是，“更好的营商环境”，不应该包括“法外开恩”，不应影响当地对其的监管力度。

头部主播之间的“互撕”风愈演愈烈，或许有人认为，通过互撕可以吸引眼球，提升知名度，从而在直播带货的战场上占据有利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公众面前暴露矛盾，不仅损害了主播的个人形象，也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

葛亮的发家史与网红经历，再次显示了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下沉市场”的庞大规模与惊人力量。这个赛道或者生态位，也总会有葛亮般的有心之人前来占据。然而，其道德伦理上的争议与涉嫌违法犯罪的风险也同时存在。因此，平台方理应加强监管，明确“直播带货”中各个民事主体的权责，切实保护商家与消费者的权益。带货主播也应知进退，不能再如此“审丑无下限”下去了。

“以价换量是之前的常规操作，历来出版社也都会接受……卖掉不一定赚钱，但不卖掉肯定百分之百亏钱。” “最低价”已几乎成为直播带货的标配，这对于传统电商来说，压力也很大。

头部直播间并非战无不胜，它的缺陷很明显：多数直播并非全天候，“抢购爆款”时长受限。观众需付出较多时间和精力成本，才能买到便宜货。直播电商的爆款商品多是单价低、使用频次高的护肤品、垃圾袋、零食等，正是瞄准某些人群的特性。中国有大量消费者的网购习惯是上网查询，选定就买，根本不流连于各种直播场。

央视3·15晚会曝光多家食品公司生产的梅菜扣肉使用不合格的槽头肉后，曾为这些商品带货的几家知名直播电商近日先后作出回应。不过，这些回应也强调，自己是该商品的带货方，不是生产方和直接销售商，这引发了关于“带货主播是否应为产品质量负责”的讨论。 现在的直播带货，其货源有两种。一种是直播间“直营”，也就是在直播间销售自家网店的商品。另一种是“带货”，即给别家网店的商品做代言推销。消费者点击直播间的链接购物，是由别家网店直接发货，通常不会与直播间的主播一方发生交易。 根据广告法，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也规定，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直播带货，确实丰富和拓展了商业销售的模式和边界。传统的广告代言，消费者对“明星只是代言、商品销售者另有其人”有着清晰的认知。直播带货则不同，商品销售链接就挂在直播间里，在时空上几乎无缝衔接。这时消费者很可能不会仔细辨别谁是真正的商品销售者，更多是出于对主播的信任购买商品，那么带货主播自然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真有一种商业模式，可以既盆满钵满又完全免责，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有粉丝送了一台冰柜，有网友回复了一张冰柜设计图，侧面贴着宗庆后照片，大刚觉得不错，又在另一侧贴上了宗庆后女儿宗馥莉的照片，柜门上方贴一行字“喝水只喝娃哈哈”。 魏军发现，喜欢购买农夫山泉大桶水的家庭习惯基本不变，但公司单位需求锐减，尤其是需要对外接待的单位。 有抖音达人直播三场，娃哈哈销售额超百万元。不论是带货达人还是供货商家，只要卖货，都要给作为平台的抖音缴纳技术服务费。

如今，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销售方式，不少头部主播也赚得盆满钵满，收获的佣金甚至在一些商品价格中占了大部分。带货主播该不该对产品质量负责？道理不言而喻。如果带货主播不仅赚了大头，出问题了还能把责任全推给商品生产和销售者，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