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某省一个村寨，落成了一座乡村书院。书院的一次讲座上，主持人、分享人及台下的嘉宾用的都是一本正经的普通话，相互之间非常熟稔。看得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从天南地北赶过来，给老友捧场，以会交友。却很少看到当地人的面孔，我看不到留守儿童，我也看不到留守老人。 文化地理学中有一个提法，即“无地方的地方”，对应的英文是“placelessness”，核心意思指那些与原有地方没有多大关系的“新地方”“新场地”。

村里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有人辞工回家带孩子，有人把孩子送进县城私立学校的全托班，镇上的托管机构也应运而生。留在家里专门照顾弟弟不太现实，把他送去县城又不太放心，我父亲考量之后把弟弟送进了这种托管机构。

如果想要让老师更积极主动地介入校园欺凌问题，他们还需要更多支持。周奕认为，需要界定清楚老师的权限，他们也担心处理不好需要担责，此外，不能将欺凌事件与学校的考核挂钩。 “如果大家认为欺凌是个丑事，还与考核挂钩，即使参与过培训，老师也不会将事情报出来，学校也不敢很透明地处理”。 “校园欺凌治理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事后的治理，而在于预防。如果能做好预防工作，90%的欺凌就不存在了。”

对于广大留守老人，有空的话，年轻人还是要自己或带着孩子一起，“常回家看看”。 对于广大留守儿童，父母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要尽量带在身边，因为朝夕相处与陪伴顶顶重要。

一个有效的部分解决方案是尽量减少留守儿童，具体而言是创造条件，让孩子随父母一起去外地生活，这样既免于亲子分离之苦，又能让孩子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就近入学。 现在城市之间争夺人口日趋激烈，花样迭出，租房入户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留守儿童的家长可以好好考虑。当然，城市应该对外地户口孩子入学更友好，这就需要把教育经费拨付随人走、随孩子走落到实处，以提升城市放开外地户口孩子入学的积极性。

两个圈子有着不同的用语、生活方式、情感模式、家庭架构，颇值得玩味。

对于假期里数量庞大的乡村孩子，如何填充他们的空余时间，如何营建有意义的公共生活，如何让他们充分参与“家事”，如何让他们学会成为家里的合格“小主人”，如何让他们逐渐脱昧，如何加速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如何让他们与城里的孩子有效联结，如何让他们的每一天变得有意义与有价值，这当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他们过多地接触手机和互联网，可他们的孤独感，又该如何来消解呢？

武汉大学副教授夏柱智课题组的调研显示，农村青少年群体是手机成瘾问题的重灾区，尤其对留守儿童而言，已经到了濒临失控的地步。 《南方人物周刊》与广东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调研数据显示，城市家长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控更严格，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更轻。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狭窄通道上，短视频、手游为留守儿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同时也让现实里的道路变得更黯淡。一位从业43年的乡村教师感叹，“手机毁了一代农村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也困惑，手机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智能产品之一，对封闭的缺乏引导的乡村孩子而言，究竟该如何与之相处？

这对“父子”偶然结交的关系模式，或许想象着乡土社会里，关于失意者如何共存的理想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