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查办的环境违法案件数量和处罚金额都有大幅度提高。

“去年我们说新环保法长出了牙，今年我们希望新环保法不要一直停留在‘乳牙’阶段。”

地区经济越发达，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率越高，越需要严格的环境执法。

看起来责任十分明显，但一个荒诞的事实是，除了常隆化工偷排废水违反环保法，似乎没有任何一方需要为此事埋单。常外事件背后，责任追究困难，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式土壤危机的制度困境。

作为我国首创的环保制度，区域限批已被写入新环保法。施行近十年来，这项制度成为环保治理的杀手锏，渐成常态化的趋势。而与之相伴而生的失序风险，也亟需解决。7年前环保部曾下发的征求意见稿，被呼吁重上日程。

有官员认为，如果缺乏自己的认证体系，环保部门则缺乏监管依据。“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可以去管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不过，新环保法以及两高关于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已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做出了规定，重则可入刑。

上市公司漂绿概率高，其真实的环保信息难以披露。我国曾有三道“绿色门槛”，但难堪重任。而如上证社会责任指数，甚至连业内人士都没有听说过。

2015伊始，从新环保法实施，及实施后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在福建南平立案，到江苏泰州1.6亿元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二审维持原判，再到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面纱被一层层拨开，我们不禁要问：它的门槛到底降了多少？

4月24日，历经四审的环保法修订案草案通过。我国污染治理一直存在着排污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难题。而新环保法的“按日计罚”能明显加大对违法排污的惩罚力度。

环境保护国策30年，公益诉讼入法始见端倪。然而，这一修法草案却令民间环保组织担忧被拒之门外。而这场最近环保领域的焦点之争，也恰好是环保法修正案（草案）中“公众参与”的提前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