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虽未明确要求对辩护意见作出回应，但最高法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实践，均要求死刑复核裁判文书在表述辩护意见后应当对辩护意见作出回应。 2020年至2023年，法院一审受理侮辱、诽谤案件3869件，其中，2021年较2020年收案数增长达53.57%，2022年、2023年收案数量均超过千件，年均增长分别为6.50%、19.86%。

对律师们来说，为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其吸引力在于，收到不予核准的裁定，意味着从死神手里救下了一条命。 在最高法审委会原委员高贵君看来，死刑复核程序中，至少已经有了控辩双方加入，随着律师参与逐渐增加，“其本身就意味着在往诉讼化方向推进”。 以前，在最终的死刑复核裁判文书上甚至连律师的姓名都不会出现。法律援助法生效后，情况有了变化，不仅写有律师的姓名和供职律所，有些文书还对辩护意见作几句话概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冀祥德建议，可以建立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数据库，并对全国参与死刑案件辩护的律师进行考核、管理、培训。

据学者吴宏耀统计，2014到2016年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55个由最高法复核的死刑案例中，有律师参与的仅22例，占比8.63%。 学者顾永忠：最终通过的条款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各地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灵活的做法提供了依据。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

八年来最高法院怎样复核死刑案件，死刑数字如何得到控制，152份死刑复核裁定书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南方周末记者还采访了多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法官、学者和律师，尝试作出解答。

如果聂树斌现在还活着，与王书金一起出现在法庭上，会是怎样的情景？被判死刑两天后即枪决，他完全没有任何辩白的机会。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程序如何能起到防范冤错案件作用，有学者提出，应坚持不设期限。

5月24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根据该报告，死刑复核工作已进入规范运行、稳定发展的阶段。人民法院将加强对死刑适用的指导，统一死刑适用尺度，努力使复核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法律和人民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