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英国探险家科洪出版旅行记《横穿克里赛》一书，故意隐瞒对辜鸿铭施暴的情节，单方面指责他爽约退出探险队，使辜氏在西人圈子难于立足。程巍研究员指出，受到科洪的侮辱后，辜鸿铭才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张红雨赶到学校时，正好看到几台钩机正将一栋男生宿舍楼外墙捣塌，第一二层的一侧外墙几乎被拆完，学生的上下床、被褥、脸盆等暴露在废墟之中。 双方积怨已久，互相指责。张红雨称，金龙水泥厂对软件中专停水停电。金龙水泥厂则提道，“学校教唆其在校学生对我司返回宿舍途中的两名员工实施暴力”。 田光成认为，租赁办学的投入成本比买地建房办学成本要低，且在政策允许范围之内，但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也较大。

法官当庭宣判，两人解除婚姻关系，2岁女儿的抚养权归小谢。她打算第二天就去接孩子，一起过六一儿童节。 小谢想对同样处在家暴困境中的女性说，不要觉得遭遇家暴丢人。“丢人的不是受害者，是施暴者。”

即便双方已经离婚，当时的虐待、故意伤害等行为，如果构成犯罪，也仍然在追诉期内。虽然虐待罪是自诉罪，但刑法同时也规定，被害人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加之本案已经成为公共事件，如果任何一方报警，警方都有必要介入调查，查清事件原委，对施暴者加以处罚。

成年人由于“脸面”、道德感或“斗而不破”的需要，欺凌可能往往是有限度的；未成年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没有那么多顾忌，一旦施行欺凌，往往没有下限，足以惊骇成年人，令人感觉怎么有些孩子是天生的恶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另一面可没有那么美好。未成年人从欺凌走向性欺凌、性施暴，正是这一内在逻辑的体现。

2016年，央视记者搜集了一百部校园暴力视频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百部视频中，校园暴力的当事人主要是女性，遭遇暴力伤害的受害者中，男学生占14%，女学生占85%。而在施暴者当中，女性施暴者占82%左右，男性施暴者占18%。” 注意，上述比例当然不能等同于校园内男女实际施暴及受暴比例。目前，也没有这样的统计。就物理霸凌而言，男女或差别不大，有男女家暴数据为旁证。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22.9%的女性与19.9%的男性遭受过家暴，男性仅比女性低3个百分点。

新妇保法实施至今近三个月，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各地根据新规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至少已经保护了16位女性。 一对夫妻间发生家暴，在没有保护令的状况下，警方出警时，受害者伤情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治安处罚，再严重就是刑事处罚。而如果伤害程度没有达到上述两种情形，警方只能作劝导。 在万飞看来，保护令能起效，更多是种心理作用，“对受害者来说，收到保护令能获得安全感；对施暴者是种威慑，意味着动手后会受到法律制裁”。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就任后宣布，将对儿童性剥削产业发起一场“全面战争”。 “受害儿童年龄小、缺乏社会经历，很难直接指控性暴力者。若施暴者是父亲，母亲更会选择维护家庭、保护伴侣。”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15日《南方周末》）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家暴案件的处置往往以受害者的妥协为代价，“批评教育”成为针对施暴者的常用措辞。但是，调解不等于调和，“双方过错的相互抵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暴问题。正因为隐秘的家庭暴力受到社会观念的牵制，反家暴更应该得到专业的服务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