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卫生用品和月经观念的历史文献极其有限。”日本学者田中光在研究女性卫生用品的历史后感慨，这折射出对女性身体和生理的长期误解和压抑。月经禁忌限制了女性的社会活动，也阻碍了卫生用品的普及和发展。 “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都没有人公开地谈论过月经，但受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健康科技热潮和‘月经平等化（每个来月经的人都能获得卫生用品）’的影响，大约在5年前，日本开始出现‘来谈谈月经吧’的活动。在这之后，由于新冠疫情，‘女性贫困’也开始被报道，‘月经贫困’问题因而变得可视化。” 姨妈、例假、好朋友……作为一种人体的生理现象，月经为何需要那么多代称？我们可以从直呼其名开始，继而谈论相关的女性处境和权益的问题。

张乔香销近四百年后，复有一位同样来自其故里江苏的入粤文人徐晋如，慕其身世与才华，披荆榛，拓残石，耗资财，搜文献，将四百年来与张乔有关系的诗词、书画、评论等，整理成皇皇大书，真正是古人所说的“隔代知己”。

2007年，她以卡塞尔文献展首位中国女性参展者的身份闯入国际视野。 “我们经常认为事物或生命必须要符合某个标准才会正常运转，可是这些意义和标准都是人设定的。”

这起事件显示，学界的不肖之徒在“发表C刊，名利双收”的驱动下总能兵行险着大搞学术不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净化面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难题。就此次抄袭事件而言，相关高校与期刊除了要调查并严惩当事人之外，还应继续加强自我净化能力，比如及时更新学术查重系统，接入台湾的文献数据库，堵住下一个幸进之徒跨海“繁体转简体”遂行抄袭剽窃的旁门左道。

从铲除鳌拜到中俄谈判，都可以见到传教士的身影。但因为这些传教士的身份有的是包衣奴才，被康熙帝视作家事，而未被记录在清朝官政书中。康熙帝两次派出使者以及用拉丁文写给教皇的公开信（红票）本身，因此均在清代官方文献中找不到记录，世人也一直不知道红票背后的故事。

在《谁的乌托邦》结尾，曹斐给了每个工人的面容一个长镜头。“我觉得这个注视很重要。工人生产其实没有太多的尊严，很多工人的纪录片就是要暴露全球化里个人作为螺丝钉的状况。但是每个人五六秒甚至十秒的定格，你就是看着他疲倦的容貌、他的眼神，也是对每一个观众的提问。” 曹斐曾以为红霞影剧院被拆迁时，自己一定会很悲伤，一定会哭。但直面红霞被推平时，她很坦然。“我在过去经历未来。我当下所做的，都是为了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过去实现的。”曹斐所做的一切——收集文献、老物件，走访前738厂和774厂的退休职工、红霞影剧院经理、工人后代等等，制作红霞的建筑模型，做VR、AR……都是为了记住红霞、重现红霞，为红霞存档。 曹斐总结了自己的两条创作线索：其一是对虚拟世界、技术、人类在未来状况下的可能性的想象，其二则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交织，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节点上，或幽默或残酷或梦幻地去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有很多难得的历史文献都是经他手与公众见面的，有些甚至是他从各国图书馆、博物馆，一笔一划手抄回来的。这种治学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更是中国敦煌学研究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生动缩影。

学者冯立曾撰文总结英国汉学家鲁惟一的学术贡献，参与编撰《剑桥中国史》为其一。其二是鲁惟一作为第一代汉学家之一，教学研究七十余年一直笔耕不辍，是西方汉学界最早重视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的顶级学者。其三，作为中西学术交流的文化使者，他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翻译介绍至西方。 鲁惟一认为，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这位此前对光刻机一无所知的学生，下决心让AI代写一份有关光刻机的期末论文。她先是让AI生成大纲，一点点扩展成文。最终这篇论文得了87分。 很多时候AI还是难以应对专业作业。一次，严景修试图用AI写园艺学课程论文时，发现AI竟然还虚构了数篇参考文献。 一名副教授取消了平时作业，并将期末作业改为让学生与AI进行对话，探讨一个问题：《理想国》中，谁被苏格拉底说服了？ “我觉得在当前这个年代，一个人自主学习的愿望变得无比重要。AI的存在会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常任侠先生为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文献资源和文物收藏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至今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网站上仍可以检索到梅原龙三郎画册的收藏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