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清朝前期中西交往史 | 胡祥雨评《康熙的红票》
从铲除鳌拜到中俄谈判，都可以见到传教士的身影。但因为这些传教士的身份有的是包衣奴才，被康熙帝视作家事，而未被记录在清朝官政书中。康熙帝两次派出使者以及用拉丁文写给教皇的公开信（红票）本身，因此均在清代官方文献中找不到记录，世人也一直不知道红票背后的故事。
责任编辑：刘小磊
历史学家孙立天和他的新著《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
明末清初跨越16至18世纪的西学东渐为何在清雍正时期戛然而止？占据主流的解释是，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冲突。按照这一解释，因为文化冲突，清朝禁止基督教也成了历史的必然。然而，《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的作者孙立天先生认为，这种解释充满了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有些论述甚至有选择性运用史料的嫌疑。在此背景下，孙氏打破陈规，从历史深处的细节入手，仔细钻研中西文史料，聚焦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西方传教士与满洲权贵圈的交往，厘清了诸多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颠覆了过去基于文化冲突的宏大叙事，展示出历史的偶然性，为我们了解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与清廷交往的真相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红票”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用满、汉、拉丁三种文字写就的公开信。信的大意是，康熙帝两次（1706、1708年）派使者前往欧洲联系教皇，却始终未有回音。为此，皇帝不得不公开发出红票，交给前往欧洲的西洋人，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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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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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
其实西学在清朝民间一直有传播，如：清代女性科学家王贞仪便对西方科学进行过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