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城市在后续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不断调整优化长护险基金的支付模式设计，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发力、失能老人‘用脚投票’的原则来刺激正式照料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壮大。”

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提高大病保险封顶线，即最高支付限额；建立居民医保基金零报销人员的奖励机制，当年没有享受报销的参保群众，次年提高大病保险的封顶线。 “变动待遇等待期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新生儿不受影响，真正困难人员有救助机制，这一政策只针对有条件缴却没有缴的选择性参保行为。” “省内的跨统筹地区共济难度较小，跨省共济的难度比较大，我们争取在2025年试点一两个，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解决了“这位年轻人”的彷徨，“告诉了所有的企业，浦东、上海乃至中国要发展成什么样子”。 “以前我们参加的是政策宣讲会，现在更多是调研会。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很多想法是从企业端产生的。” 在泓明参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项制度创新时，浦东新区具有“法规立法权”的独特优势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临港新片区的知识产权维权互助基金是全国首个市场化运作的此类基金。目前成员单位近180家，资金规模近130万。

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截至2022年末，各级政府共成立1531只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累计达到27378亿元。 政府引导基金更多考虑的是，能否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是否符合国家投资政策导向、如何有效合理地将财政资金花出去。 “因为地方产业政策存在差异，所以各市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都不一样，更不用说由此产生的绩效管理办法”。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6日《南方周末》）

监管机构应尽快明确碳中和基金的定义，出台相关的引导政策、投资目录等，制定碳中和基金的统一评价标准。 “无论是碳中和基金还是ESG基金，它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赚钱，而是在赚钱的同时，要创造环境效益等绩效。” 从理论上讲，一些节能环保类项目模式比较重、投资周期长，收益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碳中和基金覆盖的范围更广泛，由于启动不久，收益水平到底如何，目前还很难判断。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市进行的各类“承包制”改革显然与“集体化”存在张力，但共同富裕仍与更为宏大的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关联。 刘元春说：“我国推行的共同富裕不是西方社会理解的以再分配为主的社会运动，而是一套制度和政策体系。” 这套指标体系既包括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常见经济指标，也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阅读率等发展指标，还包括转移支付依赖度、养老基金盈余度等反映可持续性的指标。 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说得更加具体：“根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国家转移支付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教师医生编制等资源要素，破解公共服务、资源要素供给与常住人口规模不匹配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10日《南方周末》）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根据新修改的《人口计生法》，此次条例完善了有关积极生育支持措施：①授权市和区人民政府综合采取财政、教育、住房、就业、保险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②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导向、区域平衡、基金承受能力、社会影响等方面因素，将生育假由三十天延长到六十天；③增设育儿假，明确规定: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在其子女年满三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五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我国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制度创新。在2019年联合国大会上，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经典案例。 2019年起，中国已经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托基金的第一大出资国，多年来也一直是向全球环境基金（GEF）、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捐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社区基金会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无成熟的社区基金会运作模式，缺乏适配的政策法规。社区基金会无论是在注册资金、登记部门都倾向于选择当下“基金会”的最低标准。

方案从8个方面，阐述社保降费方案，包括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稳步推进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