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包的手稿时，他有种感觉，那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挣扎，一个人经历命运的重压之后，没有放弃，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善意，最后，她活出来了。 被拐卖，辗转于收容所，被电信诈骗骗走5万元……阿包的每一段人生起伏都能照见当时的社会隐痛。

“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公安部门找回郭刚堂的儿子，并侦查到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时，呼富吉正在服刑。他已两度被判拐卖儿童罪，但均没有交待拐卖郭刚堂的儿子。 “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别的同伙？”呼富吉被判处死缓，未能达到郭刚堂的预期。他希望呼富吉其他犯罪事实能够被查清，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