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推行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以后，用户多了一种更安全、方便的选择，原有的网络身份认证方式仍可继续使用”。 ​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4年的35.9%提高到2023年的48.3%。

早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钟伟就曾推算，每新增 1 个真正意义的城市人口，城市政府需要付出人均 20 万元的各种城市综合配套投资。 2020年，赵军洁和课题组成员曾对山东济南、烟台、浙江台州等东部地区大中城市落户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平均一个农民工（外来人口）进城落户成为市民，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约为11万元。

七年跟踪拍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普通亲历者的酸甜苦辣。

某些家长对户籍制度、对高中与大学升学率的理解仍停留在过去。不错，高考一直是按省份分配名额的，但在绝大多数地方与城市几乎已经没有落户门槛、一线城市与中心城市也大幅度降低落户门槛的今天，这种心态就已经不合时宜了。哪怕确实是为了高中与大学的高升学率而入户本地，但只要合法合规，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任务措施基本可归集为两个板块：一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层面开放；二是制度层面开放。 特区对立法授权的深度和广度还比较小，给予浦东的范围更广，比如可以涉及海关、金融监管、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汇率、资本跨境流动这些层面。 中国的户籍制度将逐渐转化为一个在常住地的登记制度，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浦东作为引领区，应高标准地从顺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从引领整个国家制度改革的高度去做制度建设。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2月4日《南方周末》）

中国和其它国家产生留守儿童问题最大的差异点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将公共福利和人口管理分开以适应人口流动的大背景。在这个意义上看，居住证制度充其量是过去的暂住证制度加上了有条件的公共福利，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户籍改革的意图。

城市居住证制度全面推向“设区的市”，究竟是开放还是封闭？这个政策创意意味着“改革”是在向前走还是向后退？也许，得好好考虑考虑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