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人文学科的同僚一样，我们最担心的是学生用人工智能“代写”作业。我们这些恪守“君子协定”的人往往同情心泛滥，惩罚起别人来，比“犯人”还不好意思。学生态度很好，立即承认，并接受了这门课“不过”的后果，我却在想，或许别的学生也用，只不过用得更狡猾，更难以察觉。这样的逻辑不能无限延展，一经延展，我就想起了朋友当刑警的父亲，他常说：“我们只抓得到那些笨家伙，聪明的照样逃之夭夭。”

流量是因也是果。这起事件再次显示，“未成年人社媒恶作剧”的“病毒式流量”理应得到有效遏制与威慑，如此方能维护商家利益，保证公共利益不至受损。法院判决既是惩罚肇事者也是威慑后来者，告诫家长要管束规训好“熊孩子”。

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副驾驶感慨，如今，在他所在的航空公司，可以因任何事由展开排查。 一位机长介绍，在其任职的航空公司，疫情前后的排查并未发生太多变化。他很少见到飞行员同事因排查无法通过受到更严厉惩罚的。 有飞行员并不认同降本增效之说。一位前民航副驾驶认为，排查力度不断加大，初衷还是出于对飞行安全的考量。

一味提高ESG信息披露要求和强制鉴证，而缺乏有效奖惩机制奖励ESG绩效好的企业、惩罚ESG绩效差的企业，难以推动企业深入行动。

“对于重大疑难杂症，在DRG/DIP 考核方式下，医生很容易费用超支，那么医生本人或者科室就要面临一些惩罚，客观上不利于医生选择对患者最优的诊疗方案。” “希望适当扩大公立医院的商业健康保险权重，把一些优质高效创新药和高精尖的医疗资源引入到公立医院当中，满足老百姓多层次的医疗需求。”

所谓“苛政猛于虎也”，加州此次的山火生动地展现了什么叫“弊政猛于火”。山火与野兽都会休息，弊政与苛政却无日无之。加州山火显示，天灾本可以防范或是遏制，但人祸则让天灾变得更猛更恶劣。这场山火也再次提醒外界，公共政策制定始终要以人的利益为指归，专业工作也要交给专业人士，否则的话，醉心于种种进步叙事的结果就是接受现实的无情惩罚。

如果诬告已经造成被诬告一方失去自由或是名誉受损的话，法院也会让诬告方付出相应的代价，并公开诬告罪的有罪判决以恢复受害人的名誉。对照澳门特区的立法与实践，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唯有让诬告者付出与诬告后果相应的惩罚，才能让法律长出牙齿，从源头上震慑可能的心术不正之人，不再让诬告强奸变成一桩“稳赚不赔”乃至“无本万利”的生意。

在大城市落户，享受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有一定的门槛。只有交够公共服务的钱，然后才能享受服务。某种程度上，这是合理的，不然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会被压垮。但给够钱也就行了，没有必要要求连续不断。

对比这两起事件可知，平台方的规则出现了某种“偏向用户”的倾向，在事件真相尚不清楚时就对外卖员与司机做出了某种惩罚，以至于司机与外卖员情急之下以激烈的方式维权。同时，平台方在服务规则上未能详细界定各方的权责，导致各方在对规则理解不一时出现了纠纷。考虑到两起事件的细节与全貌，平台规则在判定是非曲直时未免显得“冷冰冰”，缺乏定分止争的合理机制。

学校可以禁止携带手机进校园，但不应没收手机据为己有，而应将没收的手机交还家长，并且对学生与家长都不应有羞辱性的惩罚或“教育”；学生会干部也不应该有查违纪的权力，这一权力最好在学生之间流转轮值，以免固化出“学生统治者”；应该给予学生自我管理真正的空间，譬如某些校规的合理与否应该让学生参与讨论，而不是学校管理者脑袋一拍一条严苛的校规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