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成名作《素食者》险些遭禁的遭遇，与韩国著名的支持本土文学的政府取态构成很大反讽。这次韩江获奖也被某些观察者视为“韩国35年外译政策的果实”，不过我想，这个外译政策的资源，在数年前还是严重倾斜向老诗人高银这样的男性名家身上的，直到高银被指控性骚扰事发。 创痛与祷告也许属于人类共有，但求救、疾呼的权利被允许与否的纠结，恐怕更属于女性的真实困境。作为强有力的写作者的韩江并非不能克服这困境，但她不轻言克服，她更擅长把历史嵌在遥远的背景前，衬托自己作为女身在压力下的微弱的抗力以及局限。

高校导师对研究生的性骚扰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它经常被当成一个校园里的道德纠纷来处理。在“师生关系”这层光晕的掩盖下，受害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忍无可忍后绕过正常的维权渠道，拿着身份证拍实名举报视频，搞个大新闻。

据了解，国内至少有两所高校制定的反性骚扰规定，已通过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但最后未能发布。 在校园性骚扰防治上，目前的法律规定还不够细致。刘明辉说，应进一步明确高校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加强问责。

网络平台上，各方信息传播是不平衡的。虽然不是谁先上网谁有理，谁大声谁有理，然而，很多情况下，往往谁先发声，谁的声音就更大，“先发制人”一方的叙事，往往就成了强势的叙事，被大多数网民所知晓。而如果是后发声，即使有理，传播力也难以与“先声夺人”者相比。这一网络难题有必要加以重视。

这些问题，从男女权利平等的视角出发，即可迎刃而解：男女都可能施行强奸，也都可能被强奸。男女都可能施行强制猥亵或侮辱，也可能被强制猥亵或侮辱。男女都可能施行性骚扰，都可能被施行性骚扰。

两起造谣事件之所以败露，都是因为事出偶然：刘某慧虚构性侵的真相，靠的是同伙“良心发现”才大白于天下；此次武志红迅速得脱冤屈，也是因为有人恰好发现了“聊天记录系搬运”。 “性侵性骚扰取证困难”异化成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治原则的侵犯，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 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严肃追查涉事者的刑事责任，以诽谤罪起诉涉事主体，让造谣者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造谣诬陷之风，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避免“狼来了”的悲剧上演。

现代人用不着打猎，他们在日常的冻结反应往往更为细微，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眼睛，出于本能反应，它会一直看向那个让你感觉到害怕的东西。那冻结反应看上去使人变得呆滞和僵硬，是不是能说明大脑在偷懒呢？事实恰恰相反。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冻结反应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