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不同宗教、阶级、种姓面临的性暴力和歧视不同。“在社交平台上，‘强奸之国’已然成为印度的标签。但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多面性。” “像这样一次可怕的袭击，就能毁掉十年来将‘不可思议的印度’打造为旅游目的地的努力。” “歧视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存在。”德梅洛举例说，当孩子们独自去旅行或穿上了某些衣服时，她会忍不住提醒，“你认为这安全吗？”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哪怕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人们也会保持神经紧绷。 “最重要的是，现实中女性很少主张这些权利。”德梅洛补充解释，印度家庭结构非常紧密，女儿通常不愿意因财产问题与家人发生冲突。甚至他们要签署协议，主动放弃原来家庭财产的继承权。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公开场合指控他人要为真实性负责，否则就是造谣诽谤。而即便如此，公开指控也不能随便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与隐私权。在“怼脸拍”之后，虽然徐娇仍然抢占了可能的道德制高点，但其明显侵犯对方人身隐私的行为也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中，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享受脸部马赛克与隐去姓名的隐私权，当事男子却被如此“网络审判”，是不符比例原则的。

还有考评与激励的问题，就是干部做事的容错性有多大的问题。做事情永远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挑实干者做事情过程中的毛病与姿势不优美之处，吹毛求疵，上纲上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把这样的不良风气打下去。鼓励实干，就是要看到实干者的贡献，并且不吝奖赏与激励，让实干者既有安全感，又有盼头。 最后，必须说明，干什么也重要，甚至更重要。所谓实干，应该是着眼于依法行政，保障权利，提升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创造对企业家友好的营商环境，取消过度管制、不当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财富、追求美好生活，不制造障碍，且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福祉，而不是滥用权力，设租寻租，抬高社会成本。

造谣诽谤与诬告陷害会给受害者带来“社会性死亡”的人格权利受损，对他们的正常工作与生活造成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涉事人员出于何种目的，造谣诽谤带来的侵权后果都可以非常严重。公权力理应摒除“性别偏好”嫌疑，一视同仁地打击造谣诽谤行为，震慑那些潜在的幸进之徒，同时依照比例原则给予受害者对等的司法救济，还他们一个公道。

在现实中，无分男女都有权利与机会不走“美貌”这条赛道，凭借其他社会性的努力与成就，去打拼与实现自己的人生。美貌会给人带来优势是一个客观现实，但这绝不意味着仅凭美貌就可以通吃一切。“减肥”“变美”准确地来讲也只能作为“自然人在社会中的一项比较优势”而存在了，并没有什么超越法律与规则之外的“社会规训”性质。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多种价值观，尊重每个人自我实现的不同赛道，“社会规训要求你变美”的说法不能成立。

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是僵尸装、有符咒等元素，讨论点就变为了吓不吓人、可不可以吓人，这就逐步摆脱了误导、澄清了事实，有助于让一些人认识到：别人的存在与权利同自己的一样重要。

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案处理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同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存在层级较低、规定过于笼统等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权威性不足，可操作性也不强，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并案处理后当事人的权益、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办案的质量和时长等。 应该让并案处理更侧重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巨型案件需要合理拆分，对办案期限进行严格约束，并且要给予当事人更多程序选择的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

2023年筑梦者公益大会，林顺潮获评“年度公益星力量”。从1997年参与筹备“健康快车”开始，林顺潮与他的医疗队几乎走遍了全国各边远地区。2004年林顺潮发起“亮睛工程”，与基层医院合作建立“扶贫眼科中心”，为偏远地区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2009年林顺潮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为眼健康、社会性帮扶建言献策。林顺潮用行动告诉大家，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拥有，而是付出；看得见，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应得的权利》中，曼恩结合近些年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揭示了男性的优势和特权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她希望积极纠正这个世界上的结构性不公正现象。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