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为，涉案女生存在虚假叙述，不意味着她对其余事实的陈述均不属实，她的其余陈述最终被法院认定能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也能与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知同学、老师、家长等事实相符。 二审辩护人称，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涉案女生的陈述，现有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马某有犯罪事实。 郑子殷称，审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法官可以运用的原则，是内心确信原则，其体现在对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上。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提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祁东县的大街小巷，张贴着许多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警示案例。当地有人迷信“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能升官发财”。 法院认为，涉案的派出所所长，具有与其年龄、职业相当的认知判断能力，但对被害人是否系幼女，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 “他两年没到学校来了，上面只说他出事了，到底出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犯强奸罪的教师所任教小学的一名在职教师说。

真凶现身，阻断了这一冤案变成铁案，但显然，冤案纠错不能建立在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上，而应基于对客观证据与正义的坚守。公检法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到，冤案就不会发生。理想的状态，是每一个环节各司其职，敬畏天理，慎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从举报者发布的录音，以及毛奇“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来看，毛与李佩霞之间曾发生过性关系，应该是事实。但这到底是“强奸”，还是权色交易，还需要厘清。

在日本，为了减轻性行为的法律风险，甚至出现了“性同意”手机软件，在发生性行为前，双方先在手机App上确认自愿发生性行为以及同意的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虽然这个App很可能是为了讽刺日本刑法有关性犯罪的最新修订的行为艺术，但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充分显示日本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中，以盗窃、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抢劫、强奸、诈骗和故意伤害为主。其中，盗窃罪长期位列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第一名。 与犯罪结构变化、步入轻罪化时代有关，“越来越多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这也一定程度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况增加。”

刑法上犯罪成立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主客观一致。在本案中，主观上，魏某没有强奸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发生实际的性行为，要认定其构成犯罪，恐怕非常牵强。 男女两性关系置于巨大的不稳定性之中，男方担心随时会“被强奸”，为自保只能减少甚至杜绝与女性交往。长此以往，两性关系更加对立，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社会存在发展的根基都会被动摇。这并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