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实的执法问题是，老人过了一定年纪，哪怕违法犯罪也不会被拘留收监，这本身就会造成一种激励，你扶了老人后对方冤枉你撞了他，哪怕你事后用证据自证清白，诬告在司法实践上对老人来说也往往没有什么后果。还有一种司法观念，认为老人年老体弱，是“弱势群体”，与所谓的“强势群体”发生纠纷，会不管是非曲直，而倾向于让后者承担责任，这种偏袒会激发人性之恶，事实上受到系统性偏袒的群体才是真正的强势群体。 这些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这些执法与司法实践上的系统性偏袒难辞其咎。

“身份划分”便于宣导意识形态与动员社会运动，但无数难解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才是弱势群体？难道两个各项条件都千差万别的自然人，也会因为性向而被划归“同一身份”？究竟有多少“弱势群体”需要照顾？彼此之间又需要怎样划分三六九等、决定谁照顾谁？

只不过，“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等口号的背后，老人、残疾人、中低收入者等经济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生活诉求是否会被忽视？基于“我国有六亿人每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现实，对于更符合相关群体实际需求和经济承受力的平价商品，哪怕存在问题，有关方面应更多督促其加以完善和整改，而不是一禁了之。

猎杀式放贷的一般定义，“通常以不了解信贷市场、信用记录较低的弱势群体为对象并导致他们严重的个人损失，包括陷入破产、贫困和住房的赎回权被取消的一系列放贷行为”，这也符合多数诈骗案件的情形。

男女差异是一个实然而非应然的事实判断，不应上升到价值判断乃至反向歧视。正视乃至尊重男女天然的生理差异与角色分工，与男女权利平等并不矛盾：比如女性并不适宜急难险重的重体力活，不必承担只有男性才更合适的社会角色；女性更擅长教育、护理、语言等领域，因此也会在这些领域拥有更多的职业机会。“反串黑”“偏向性执法”“自认弱势群体呼叫特权”并非男女权利平等之道，而是固化性别对立、堵死真正权利平等的取乱之由。

演出过程中，金属疲劳导致钢索断裂，悬挂的巨型电子屏幕坠落，将舞台中央的两名舞蹈演员砸中。“对舞台安全这种事情，演员也属于弱势群体。” 一台演唱会最大成本是明星出场费，舞台成本通常不超过20%。舞台搭建有很强的地域性，各地的小供应商很多都是从工程队、装修队转型而来。 2022年开始，监管部门要求每个演出场馆应该配有安全员，保证每一场演出的安全性。但是安全员证只需要有高空作业证和电工证就可以获得。

即使认为行人、非机动车是“弱势群体”，需要更多保护，也可以只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如此，才能维护没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的利益，让有过错的行人、非机动车一方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减少他们违法的冲动。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杜伦大学的价值观，提供经济援助让学生免于出卖肉体的不幸遭遇，开班培训以“确保学生安全”地出卖肉体，哪一个才是大学对弱者同情的体现呢？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法律的职责是鼓励合法，惩治非法，这就必须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守法者不受损失。否则，看似对弱势群体的公平，实则将损害整个社会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