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已于202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明文规定不得询问应聘者婚育状况。但目前，除北京和云南外，暂无其他省份的地方法规吸纳这一条款。 “招录女性确实要企业替社会承担一些生育成本。”高蕾说，这可能导致女性更加难以进入职场，“如果只是一味地给企业增加责任的话，性别歧视问题解决不了。”

要让年轻人不贪慕体制内，还是得继续搞精兵简政，在缩减行政审批/许可的基础上，减预算减编制减财政供养人口，并令同等学历或类似职位/工作，体制内最好比体制外收入稍低，因为体制内职业更稳定，这样既是共度时艰的体现，也才能建立正确的正向激励，让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外工作或去创业，从而助力激活中国的经济。

半年间，林佳向国内211高校与普通本科院校投递了三十多份简历，截至今年7月，她只参加了两场高校的面试，没有收到来自任何一所高校的offer。 大部分高校都对应聘博士提高进入门槛，如果第一学历不是“985”与“211”高校，几乎难逃在第一轮就被刷的命运。

此次外界关心的焦点是，最终通过烟草局应聘的两位“体育生”，究竟是否符合“客户经理”的岗位要求？他们与烟草局内部人员是否存在近亲属或其他关系？“限定体育生”又是否为他们量身定做？这些都是贵州烟草局工作人员需要进一步回应与澄清的，并非简单的“过程完全合规”可以释疑。

企业招聘的一些岗位，未必学历或个人生产力越高越好，长期稳定更重要。曾有学子抱怨，自己在招聘网站上写本科学历没有企业给面试邀约，改为高中学历一下子收到好多。这是因为企业觉得学历太高的人，往往只是屈尊暂时接受这一工作，自然不会沉下心来好好干，要么骑驴找马，要么筹划着考公考研，或者觉得待遇低，对管理者提各种要求，或者觉得自己很高明，不服管，对企业管理指手画脚。

近日，一则《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流传。其中，“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这一内容瞬间引发网络热议。 有网友感叹“以前只是985名校非升即走，现在地方名校也开始效仿”，顺带再度引发了有关“青椒待遇悲惨”的一些讨论。其实，这则“新闻”本身是一篇三年之前的旧闻，其所反映的问题并不自今始，而问题本身也并非“青椒难熬”那么简单。 “博士不好就业”的现象已经延续多年。“上海交大医学博士当中学保健员”“核物理专业博士应聘城管”等新闻层出不穷，反映的是博士“向下兼容”的现实。在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脱节的今天，社会各界理应正视“博士供过于求”的现实，高校理应思考博士招生培养计划的调整之道，象牙塔里的学子也应直面这一变化，认真考量“要不要攻读博士”这个重大抉择。

他们为什么放弃远高于20万的薪资，来广东应聘首席专家？为打通服务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提供更为便捷、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广东推出“百名卫生首席专家下基层计划”，面向全国选聘100名退休医生担任中心卫生院的首席专家，此举在全国尚属首次。

民营企业招人更看重的是“性价比”与“适配度”，单凭学历是没有办法“倚多为胜”的。如果招聘本科生学历应聘者的话，用人单位就要顾虑其他的风险，比如薪酬上的更高要求、应聘者是否“干不久就走人”、服不服管等。

按道理说，明面上的国有企业顶替接班制度早就不存在了，但隐性的好职位“内部消化”“近亲繁殖”现象难以杜绝。这本质上是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导向权力与资源的化公为私，既有违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大义名分、挑战社会公正，也实质上降低了国企的运行效率。

如果将“驱鸟员”改称“机场防范生物侵害安全统筹与协调”，“安检员”改称“机场安全及反恐监控与核查专员”，是不是就符合某些人心中的白领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