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导师对研究生的性骚扰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它经常被当成一个校园里的道德纠纷来处理。在“师生关系”这层光晕的掩盖下，受害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忍无可忍后绕过正常的维权渠道，拿着身份证拍实名举报视频，搞个大新闻。

心理咨询行业的伦理守则对来访者与咨询师都相当脆弱，任何一方都很容易逾越伦理的界限，不成比例地侵犯对方的权益：咨询师单向的性侵，来访者单向的钟情妄想，双方双向的性移情与情感关系，等等。且不说“谁负责”本身就难以认定，事后也会存在“追责难”的问题。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本应只是银货两讫的民事交易关系，却呈现出比师生关系更显复杂的样态。

这种“师生恋”“师生不伦关系”不仅极易扭曲变质为老师对学生单方面的“性剥削”“性侵害”，也极易衍生出在教学、评优、推免等事项上的利益输送，过早地将成人世界的污泥浊水灌入中小学校园

刘毅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后，学院院媒曾刊发对他的专访。文章中，刘毅称黄飞若为“恩师”，遇到他是“人生大幸”，称赞黄在科研上为他指点迷津，生活上对他关怀备至。 在举报的前一个月，他们组会照常开，实验室的氛围与此前无异。“我们白天正常工作，等到晚上没人时熬夜准备。” 因此，黄飞若及两位博士后对于他们的举报计划毫无察觉。 王亮回忆，在刘毅和李青刚进实验室时，黄飞若就找杂志社为他们约稿，实验室的博士师兄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因为他俩是老师更看重的人，老师对他们最好。”

这则新闻既是一个检视高校聘任制度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契机，也足以让外界反思“学术近亲繁殖”的可能危害。

师生关系天然存在某种上下位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基于师生之间的差异而天然形成的。“上下位关系”不等于“主奴关系”。“尊师重道”绝不等于“谄谀侍奉”，也不是教师打压学生人格尊严、榨取学生劳动成果，乃至侵害学生人身权利的借口。

于老师而言，须放下“知识权威”“标准答案持有者”“真理掌控人”等自我认同，其角色定位应从单纯的传授知识转向分享知识、探讨知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即在“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存在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且由师生合力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师生关系更多是互动的，互促的，平等的，兄长或朋友式的，而非单方灌输或强行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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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所谓“程门立雪”的传统造成师生关系的“父子拟制”，学生在老师面前“有事服其劳，酒食先生馔”，甚至今天的研究生也要称导师一声“老板”。老师既是老板又“终身为父”，同时享有比雇主更大的权力、不受劳资法律的制约，如此极易造成“压榨学生”乃至“窃取成果”的问题，也容易拉低学术研究质量，闹出“常凯申”“孟修斯”这样的大笑话。

学校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教无类”，不管也不关心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该禁止学校与老师“调查”、统计、采集、向学生询问家长的收入、职位与单位等信息，禁止学校与老师利用家长的身份地位调用“资源”。学校与老师不掌握这些信息、不如此作为，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更好，也有利于培育健康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生生关系，让学校变得纯粹一些、干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