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缴纳3万元服务费后，便可到红线团办公室与女孩见面。如果全流程服务，从见面到结婚，红线团收取30万元左右。 “只有一单报案时，比较难区分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诈骗，女方是感情不和回娘家还是诈骗完成要逃跑。” 这起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74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男方被骗取的财物，应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公安机关以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但谢女士及其律师并不认可。“因为他真的不是在家暴我或故意伤害我，他真的是要杀我。” 成都市妇联表示，关于谢女士的家暴案件，其属地的武侯区妇联已和公安机关协同在持续跟进，“我们会依法维护她的合法权益”。

谁是更值得我托付的人？我的亲友关系会有什么变化？继承人比立遗嘱者先去世怎么办？继承人坐牢了怎么办……对有的人来说，立遗嘱既是对自己的家庭及社会关系的梳理和反思，也是对人生意外的推演。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随着“80后”逐渐成为家庭的中流砥柱、身处多种家庭关系的中心，很多人考虑尽早立遗嘱，将财产分配前置化，避免日后产生家庭纠纷。 全国遗嘱登记机构的业务量在新冠疫情期间明显增长，部分原因可能是疫情提升了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和思考。

她的丈夫也是法官，曾任湖南省高院民二庭庭长。在法院认定的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的48起事实中，有13名湖南、北京的律师向她行贿，还有一笔行贿是以律所的名义。 法院认定，詹支粮个人及家庭现有财产和支出共计折合人民币5088.6185万元、美元2.162万元。因此，詹支粮也被称为“湖南版张家慧”。 曾与詹支粮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干部回忆，詹支粮对民事案件有自己的理解，“她说，民事案件就是纠纷，原告、上诉人都认为自己有理。有理没理、有多大的理，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反正法官怎么裁量都有理。”

老年人的诉讼能力比较弱，情绪波动比较大，证据意识也相对薄弱。“他们常常用发誓代替举证，用品格保证代替书面证据。” 涉老案件的类型不同于以往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领域，近几年愈发向经济领域的民间借贷纠纷倾斜。 “这涉及他们的房子、钱，甚至涉及他们后半生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更好活着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

推进家庭教育不单单是法律上的惩戒，“你再处罚家长，家长还是不懂，那还能怎么处罚呢？” 为何教育令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离婚纠纷、抚养权变更的案件中？ 储朝晖指出，筹建家庭教育指导团队超越了法院的职能范围，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更应该从中小学、妇联、社区等方面发力。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19日《南方周末》）

双方长期拉锯。孔素英与荣兰祥的相关诉讼案件涉及范围广泛，案由包括婚姻家庭纠纷、名誉权纠纷、人身安全保护令、寻衅滋事罪、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买卖合同纠纷、广告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八类。 “现在这个资产，荣兰祥想收回来，就让我女儿（荣婷）对付我。但是，我女儿说的那些内容没有一个能证实。”孔素英认为，“荣婷是受到荣兰祥指使的。”

2018年最后一天，湖南再次发生少年弑亲事件。湖南省衡南县公安局在2019年元旦发布一份协查通报，称该县三塘镇前一天发生一起杀人案，一对夫妇在家中被杀，嫌疑人是其13岁的儿子，一名初一在读学生，疑因家庭纠纷锤杀父母后逃逸。1月2日，该少年在云南大理被抓获。

传统的立法者显然认识到，基于血缘与亲缘结成的家庭有其独特性，不可以生硬地套用陌生人世界的冰冷规则，如果粗暴地将家庭内部发生的纠纷、轻微犯罪行为拎到国家的法庭上处理，很容易给家庭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