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例单议机制从2019年试点开始就有了，90%以上的统筹区都有，但各地实际申报差异较大，有的医疗机构或医生了解不深，“虽然有规定上限，有的地方只用不到1%”。 DRG分组使用主要适用于一些中短期急症治疗的患者，像精神类和康复类患者基本是需要长期住院的，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探索按床日定额付费的方式。 “不该用的药不用，不该检查的不检查，腾出来的结余资金，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支持我们的学科发展，支持大病难病和新技术。”

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提高大病保险封顶线，即最高支付限额；建立居民医保基金零报销人员的奖励机制，当年没有享受报销的参保群众，次年提高大病保险的封顶线。 “变动待遇等待期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新生儿不受影响，真正困难人员有救助机制，这一政策只针对有条件缴却没有缴的选择性参保行为。” “省内的跨统筹地区共济难度较小，跨省共济的难度比较大，我们争取在2025年试点一两个，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刘院村多个村民因为家人被冒名注册个体工商户，不能申请大病救助。部分村民因此不能申请低保。 “应该追究提交这些村民材料的人。” “市场主体增加多少，与地方营商环境有一定关系，更多遵循市场规律。指标化定制市场主体增量的行为，是不尊重市场经济常识的表现。”

老龄人口中的失能老人，由于各种不同的主客观原因，失去了生活自理的基本生存能力，如果没有来自家庭、社会、政府的帮助，他们将失去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体面。我认为只要解决了半失能、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就解决了老龄社会的关键问题。 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是当前中国养老服务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现象。需要是一种主观期望，需要加上支付能力才是需求。很多老人生了大病，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宁可在家熬着也不去看病，就是因为缺乏支付能力。有支付能力之后，还要有支付意愿，才能形成有效需求。

使用医保时保持一定的自付比例，无关于医保基金充裕与否，而关乎医保基金能否得到妥善使用。这样的安排，给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提供了一种激励与联动机制，大家大概率会关切自己的钱没有被医院多收，进而顺带关注到医保基金有没有被医院滥用。 如果参保者生了大病需要住院，那大部分医疗费用由医保基金支付。虽然医保基金来自大家的缴费，但混成了一个大池子，“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形式上又表现为第三方付费，并不需要患者自己掏钱，这对患者来说就有激励给自己上更多更好的检查、治疗手段。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9月至2021年底，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超过20亿人次通过大病求助平台捐赠资金，筹款规模超过800亿元。 2019年朝阳区法院的一个判例中，判决书提到：“目前仅有部门规章规定个人求助行为不属于慈善募捐、慈善公开募捐信息，对于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中网络平台与赠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无明确规定。” 何国科认为，个人求助内容主要有三个调整：首先更强调“个人因疾病”的原因；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确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最后是平台应当承担“信息审查义务”修改为“信息查验义务”。

医生讲求实践，面试并不能让院长们完全放心。“招专家不是招大学生，到了这个年纪，会就会，不会就是不会。”在签聘任协议前，不少卫生院都希望先见见专家的真本事。 基层卫生院聘请外科专家时执著于腔镜和微创技术，在于“医院有设备，但没人会用”。“在我们这里，不会用腹腔镜的医生就是普通医生，会用腹腔镜的就是高端医生。” 对于很多首席专家来说，院长是不是“干事的人”，是选择来该院的重要原因之一。“要让专家对医院有文化认同，就要营造出学科发展好、职工发展好、为患者着想的文化氛围。” “我们最希望专家把他的技术留给我们，这是吃饭的本钱。”相比看门诊，医院归根到底还是想得到专家的技术。

“团队可以直接号召家长大额捐赠。” “我们本身都缺钱。”对于“捐”出的二十多万元，李山并没有援助他人的意思。他相信，钱最终会回到他手里。 “像搞业务一样。”在9958工作时，王强以“志愿者”身份帮助大病患儿家长筹款，自称拿筹款总额3%以上的执行费。

“你知道之前有很多人做过。”配捐常态化的操作方式、病友彼此的信任，让李燕对项目的真实性没有产生怀疑。 患者家属们认为，配捐是由中华儿慈会操作执行的正规项目。中华儿慈会声明，家属转账是打给个人账户。 中华儿慈会称，柯某孝仅在该会合作机构中当过短暂的志愿者。家属们发现，柯某孝曾获得“中华儿慈会2022年度最佳领导力奖”。

美国的医疗体系，允许私人资本行医、制药，因此美国的医疗系统比欧洲的要灵活得多，逐渐后来居上。西欧和加拿大等地在近几十年，大力推广“福利主义”，以很高的全民税收来保障全民医保，公民医保缴付仅需很少份额。但随之而来的是大病统筹、手术审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