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舆论的压力导致“平台限制45岁以上骑手”的不实传言成真，由此引发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恐怕要更大，那就是迫切需要挣钱的45岁到60岁外卖骑手从此失去了工作，也未必能够回家吹空调。这一传言已经着实在外卖骑手群体中引发了“年龄焦虑”，不少人担心自己从此失业。

这群零工劳动者在一个快速的、不稳定的状态下努力生存。 “他们经常在访谈中提到，‘先干这份工过渡一下’。他们在‘过渡’之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跳去别的平台或者去干别的零工了。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过渡’逐渐从一种劳动的状态，变成个体的认知，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 “这种过渡性目前有个很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最突出的反映还不是外卖，而是直播行业。正因为它以赚快钱为主，所以它给了普通人快速应对人生危机一个机会，这也是过渡性的体现。从长远看，我觉得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理性工具主义的呈现。” “算法机制的设置就是一个游戏化的设置，它有各种各样的夏季挑战赛、冬季挑战赛，然后骑手会有白银、黄金、青铜、钻石之类的等级。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把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游戏竞技场的话，那么外卖骑手其实就是一个参与其中的选手，要骑着电动车穿越城市障碍，最终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你每送一单就会得到一个正反馈，然后你就多送单，多劳多得。这种游戏化机制形成后，你就会上瘾，最终形成的就是‘自我剥削’。”

限定条件下，北京灵活就业人员承担的三项社保缴费最高为7670.7元，最低为1882.0元，分别是同等收入城镇职工的2.2和2.8倍。 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普遍有缴费超过15年的规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一般为20-30年。而灵活就业人员频繁换岗，让其连续缴费，缺乏制度吸引力。 蔡继明认为，困境根源是过去把社会保障关系与劳动关系深度捆绑，由此形成“应有尽有”与“一无所有”的二分格局。

纯粹从算法优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共谋”可以优化顾客体验、增加骑手收入、提升平台效率，也降低了社会总成本，但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交通安全风险上升，让社会付出了额外的安全成本。

成都正在成为“志愿之城”的典范城市。魏娜觉得，这是一种“微光成聚的过程”：“分开看都是小小的、很微观的，但是合在一起就是在致力于城市的治理和城市的幸福。” 在“文明兴蓉”平台上，志愿者们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相应权益。刘奕将其戏称为志愿服务方向的“淘宝”，有些社区也会上传激励物品。 成都人骨子里带有很强的公益情怀：“发生地震的2008年，实际上也可以称为成都志愿服务的元年。” 这样的微观治理发生在城市各个角落。外卖骑手在街头巷尾穿行，送餐途中亦在积极上传社会治理线索。发现共享单车乱放问题，将其规整好，就相当于获得两条线索的积分。

“我当时在那站了得有一两分钟，脑子里想了很多。后来我想，我既然是来体验的，目前就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靠这个来谋生的人。如果被差评或者被投诉，会有扣钱这样的惩罚措施，我想绝大多数外卖员可能也就忍了，尤其是像我这样中年的。所以我也没有吭声，还是把垃圾提下去了。”

对待顾客对小哥的投诉，平台不问是非曲直，宁屈小哥、不屈顾客，是不对的。小哥与顾客之间为何不能双向给评论？对劣迹斑斑的顾客，平台与小哥完全可以拒绝提供服务。平台“自利性罚款”、对投诉与纠纷“宁屈小哥、不屈顾客”的原则，说到底是平台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对小哥进行服从性规训。

平台也可能借投诉来减少给外卖快递小哥支付的劳务费用。有用户投诉，平台不仅仅会取消小哥这一单的费用，还会额外处以罚款，罚款从小哥的劳务费中扣除，当然就减少了平台支出的费用。自身可以从用户投诉中获利，平台自然就没有动力公平公正地处理外卖快递小哥们的申诉。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6日《南方周末》）

平台经济的开放性决定了，骑手可以从多家平台同时接单。如果要求平台把骑手一律纳为员工，将极大改变平台的形态。显然，平台对员工与个体户合作者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的要求会高很多。那些在多平台接单的行为就不会被容许，有些时间上不允许只能兼职做骑手的也成不了正式员工。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