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你这么一改的话，我们老师吃饭都成问题了。我说我们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复旦大学究竟是谁的大学？大学究竟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大学不能为了满足老师的工作量，就决定它的办学方向，这个是错的。 复旦学生天然的松弛感，深深刻画在学校的文化里。所谓松弛感是什么？就是精神和思维上不把自己框在一个笼子里面，这也印证了复旦民间的校训“自由而无用”。跳出牢笼，跳出框架，是思想上的松弛感。

这起事件显示，学界的不肖之徒在“发表C刊，名利双收”的驱动下总能兵行险着大搞学术不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净化面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难题。就此次抄袭事件而言，相关高校与期刊除了要调查并严惩当事人之外，还应继续加强自我净化能力，比如及时更新学术查重系统，接入台湾的文献数据库，堵住下一个幸进之徒跨海“繁体转简体”遂行抄袭剽窃的旁门左道。

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认为，地名要保持严肃性、延续性，除非是影响到民族尊严，有损政治文化的名字，才需要改。顺着这个思路延伸下去，“合法、正当、最小必要”也应是当前地名更易的一大原则。对于那些本身蕴含深厚历史文化信息、一看名字就有穿越感的厚重地名而言，维持原状的收益，显然要远远大于妄加更改的短视行为。就此意义而言，“范蠡复名”也是回归传统的文化自信之举。

《里斯本丸沉没》 打破了某种历史的板结与沉默，但它不能成为故事的终结。毕竟，往事并不如烟。掩盖还是救赎，处罚还是宽容，记忆还是忘却，这些至今仍是战时世代和战后世代须共同直面的难题。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王升远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今天，翻看上世纪40年代那些内迁大学师生留下的照片，会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原本，以为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弹尽粮绝之时，神情应该是痛苦的、焦虑的、麻木的；但是，在大多数照片上，他们的笑容都真实而生动，有一种令人意外的从容。 这从容，我想，它最直接的原因，乃是从骨子里相信未来，并愿意为未来而抗争。

长期关注科技政策和体制改革的复旦大学教授朱春奎认为，重视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识在中国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叫它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两年开始更多用‘未来产业’这个词”。 “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当前，中国未来产业发展还面临着系统谋划不足、技术底座不牢等问题。

各县存在一定自主空间。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改革经验，司法局一般保留为正科级单位，信访局保留为副科级单位。但对A县而言，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访局的级别调整成正科，司法局调整成副科。 “这样一种横向的合并，没有解决纵向的问题，上下就不对口了。” 复旦大学教授竺乾威认为，“这也是前面几个地区改革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关注。迄今已有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派出专人到山西调研，学习小县的改革经验。

如同其他疾病一样，帕金森病也有其社会心理因素。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严重的社交孤立会使患帕金森病的风险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