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的压力太大了。”卢意光说，“手里案件积压得太多，（鉴定）没地方送了，法官苦得不得了。” 上海市医学会医鉴办有时会成为医患矛盾的爆发地。李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多年前曾有患方把医鉴办的办公室给砸了，花了好长时间装修，后来就加了铁栅栏。 中华医学会制定的鉴定规则实施已8个月，按上海多名医疗律师的说法，尚鲜有医学会鉴定专家出庭的案例。医学会出的鉴定意见书上，也仍和以前一样没有专家签名。

基层检察院、法院在认定正当防卫上依然谨慎，这一方面有检察官法官对法律认识不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恐怕更多是出于维稳、“死（伤）者有理”的“和稀泥”思维。

量刑规范化，通俗地说是为了“同案”趋于“同判”。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后，适用量刑规范化的罪名将将达到23种，案件数量约占全国基层法院刑事案件的90%左右。

“公务员辞职”的消息接连不断，“公务员热降温”是真是假？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三位离开公务员岗位的人士，有原中央部委的处级干部，也有原地方法院的院长和基层的股级干部。他们为何辞职，对所谓“公务员辞职热”有哪些看法？

2014年4月底，两起打黑期间警察涉嫌刑讯逼供、故意伤害的案件，将在该市两个基层法院相继开庭。至少4名民警将出庭受审。长达3年多的“打黑风暴”中，作为个体的民警，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我们办案人员只是服从组织安排，听从组织命令。”一名被起诉民警说。

中国的中基层法院即将结束靠地方政府发粮、看地方领导脸色的命运。但当真的要和地方政府“分手”时，中基层法院集体表现出犹豫和纠结，它们意识到，改革的战车把它们带向“独立”高地时，也将碾碎现存的各种关系与利益，并将使法院独立承担更大的政治责任。

基层法官压力确实不小，但是法官具体工作表现为写判决书，在一些民事审判庭很多案子的判决甚至是由书记员先写草稿的，其他从发起诉、送传票、收证据、记笔录、送达判决、订案卷等通常是由书记员来做的。好在书记员大多年轻，身体扛得住，但时间一长也容易生腰椎类的疾病。

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发布消息称，至6月底，全国17个铁路运输中级法院、58个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已全部移交地方管理。改制后，铁路法院受理案件的基本来源为与铁路运输有关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2012年6月20日，原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2011年换届之际，胡健勇亲手导演了一个中国基层官场罕见的故事——诽谤自己的上级市委书记。

一个基层法院院长，讲述其从被调查、逮捕、起诉以及无罪释放的特殊经历。他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结局还算比较幸运，但仍发出法律人难以保护自己的慨叹。这名基层法官对司法活动每一个细节的亲历和观察，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