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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捕手：他在山林打捞千年记忆
与其说是寻找，他更像是逐字逐句地读一“本”山。“批注”用的是粉笔，看过哪一“页”石头，就用粉笔做个记号，石头和石头太像，迷路也是常事。 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大大拓宽了晚清以降金石学的学术边界，而他既不是一位正统的金石学者，也不是学院里的文史学家，只是一个爱在山里跑步的人。 -
1933年的文学之冬，作家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的看法，1933年后留在德国的作家几乎没有创作出不错的作品。 面对重大的历史时刻，人们的反应多么不同。悲伤与愤怒有多少，投机和谄媚就有多少。世界总是在变化，美德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站队那么简单。 -
罗丰 | 记忆中的几本书
后来在许多年中，他也有意无意地看一些关于吴越历史的著作，并没有学者引用茅盾的这本书，可能史学家觉得是一本说文学的书。实际上书中的许多见解是超过一般历史学家的。 -
王瑞来丨“怡然敬父执”：追悼历史学家王德毅教授
在邓广铭、漆侠等老一辈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去世之后，王德毅教授成为海峡两岸宋史学界主心骨般的存在。 -
江晓原丨我的2023年读书报告
温伯格的玩票科学史可能真的是科学家需要的科学史，但他显然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却不是历史学家或科学史家需要的科学史。 -
王笛：茶馆里的历史学家
“我们今天在鹤鸣茶社，有的人看到脏乱差，有的人看到人和人在聊天社交，有的人看到茶倌在忙着掺茶，有的是看到谋生的人，有的看到掏耳朵的人……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本来这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卡尔·波普尔说，我们写不出整体的历史，包括鹤鸣茶社，我们都写不出整体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通过个体的眼睛，或者个体的研究者来理解的历史。任何历史都只是部分的历史。每个人写的都是碎片，不可能是全面的历史”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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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丨那年今日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他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民国“史学四大家”。 1930年，35岁的钱穆以《刘向歆父子年谱》震惊学术界，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1950年，他在香港创立新亚学院。1963年，该校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钱穆为其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并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香港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钱穆功不可没。 -
一个历史学家遭遇心灵枯竭之后
“为什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只做研究、写论文，自己不写历史呢？”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历史学家罗新：我永远相信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丨我信
“我们为什么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类，同时又那么强烈地且无法剥夺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最近三年罗新想得最多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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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柯文：历史学家的真相往往无法与一个故事相抗衡
《历史三调》除了让柯文提出事件、经验和神话这三种历史意识之外，还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研究——“故事”。“历史学家的真相往往无法与过去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的力量相抗衡，而这个故事虽然自称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但实际上已经被扭曲。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批判性的历史要比大众记忆更受欢迎。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普遍承认的要困难和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