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遭遇心灵枯竭之后

甘肃省礼县西山秦人聚落遗址，李开元手持两块捡到的秦人陶片（受访者提供/图）

历史学家的心灵枯竭

2002年左右，43岁的李开元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当时，他已接替老师、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在日本就实大学担任人文科部教授，并在两年前出版了学术代表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该书于2023年出版了增订版）。

这部倾注了他十多年心血的史学著作，在严密考证和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增添统计和数据库的方法，追踪从秦末到汉武帝末年120年间的新兴军事政治集团，在历史过程中考察他们如何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功受益阶层”一说。这一概念为汉史乃至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王朝更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颇具穿透力的研究视角。该书一经出版，在中日史学界获得普遍好评，历经20年仍被视作秦汉史领域的力作。他当时设想沿着既有路径，以整个西汉王朝为对象，为两千年中华帝国史建立一个经典的解释模式。

此时，李开元却隐隐觉得自己的心智出了状况。

“我当时感觉到自己和活生生的历史、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了。”那些历史上鲜活生动的人物，都变成了一个个数字，或者曲面上的一个个点。数据、材料、图表论述、概念，这越来越像是一种逻辑的游戏。不安和怀疑滋长，他失去了继续做研究的动力和激情，“就觉得不对，不能这么下去。”

他尝试转向历史哲学。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理论，尤其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和他的《数学原理》。于是他“异想天开”，想写一本《历史学原理》。“很可怕，当时整个人完全陷落到那种非常抽象的哲学思维里面去了，思考像‘历史学第一个时间是什么’这种问题。后来才知道，凡是思考这个问题、与时间为伍的都没有好下场。”

努力以“惨烈失败”告终。其间他也完成了几篇历史哲学方面的文章，投给学术期刊后，多被退了回来，“编审们不知道你到底在写些什么。”他很不甘心，改用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言把这些思考重新写出来，发在自己的博客上，然而关注、阅读的人也寥寥。

最终点醒他的，是他的导师、历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

一次，李开元回母校看望田庆余。田先生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如实汇报，说自己正在写《历史学原理》，在思考“历史学的时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田先生听罢，慢悠悠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他随后讲了胡适晚年把全部精力投入《水经注》，一做就是十几年，一心想搞清楚清代的学术公案——戴震、赵一清和全祖望到底是谁抄袭了谁。“他说，如果胡适晚年不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

“田先生说话是很含蓄的，他其实是在敲打我，说我再这么下去，可能是走了歪路。”

他逐渐清醒过来。刚好这个时候，他的人生也处在谷底，先是大病一场，然后回国任教的计划也遇到波折，他一个人在遥远的日本乡下居住，事业、生活方方面面都不太顺心。苦闷中，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重新回顾。

他问自己当年考进历史系是想做什么？——“高考恢复后进了北大，我是决心来学习当司马迁的。”等迈进大门，他才明白：原来历史系并不培养司马迁，而历史学者也不写历史。

“为什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只做研究、写论文，自己不写历史呢？”李开元曾直接或间接地向田余庆、周一良、邓广铭这三位他敬重的师长请教过这个问题。

“田先生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周先生说我们的文章就不是给普通人读的。邓先生，我不敢直接问他，但我默默关注，他最看重的学术成果是‘四传二谱’（《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他其实是写历史叙事的。”

经过一番彻底反思，他在2002年做出一个决定：离开学界主流，自我放逐，破釜沉舟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不管了。”他决定重新读书，重新思考人生，重新审视历史学，摸索出一种书写历史的新形式。

再次研读《史记》后，他给自己打出一面旗帜——“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为历史学收复叙事的失地。

1980年，李开元和同班同学赵国华在北大26楼（受访者提供/图）

从书斋到田野，从研究到叙事

李开元第一趟历史行走的目的地，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家丰县和沛县。

在如今江苏徐州的丰、沛二县，他和当年寻访到此地的太史公一样，听闻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有关汉高祖的种种传说。尤其是云雾桥遗址和两块出土的明、清时建桥碑刻，让他一时浮想联翩——这正是刘邦出生神话流传的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