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这起“高空抛物判死第一案”显示，唯有继续加大执法力度，落实刑罚的威慑力，以科技手段锁定嫌疑人，事先摸排管控类似本案中周某这样的“五失人员”，方能更好地治理“高空抛物”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城市顽疾。有效预防胜于事后追责，加强威慑方能防微杜渐，不能等造成严重后果乃至出现人员伤亡了才行动。既然现行立法已经确定了“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治理这一顽疾就应借鉴处理酒驾醉驾的方式，及时扑灭危害公共安全的源头。

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诈骗所得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由各省级高院具体确定金额）的，即可构成诈骗罪。而这些加油机作弊的案例，非法销售额动辄几百万元，诈骗消费者的所得远远超过1万元，超过诈骗罪的门槛，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截至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新设的35个罪名中，六成为轻罪，对应的刑罚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2024年，“轻罪治理”首次被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 2013 年可以称为轻罪时代的元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近十年的数据显示，2013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被告人数占比首次超过八成，此后除2017年，这一数据始终维持在85%左右。 2022年起，多地司法机关成立了轻微刑案速裁中心，2024年后，市、县级轻罪治理中心加速成立。

刑罚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后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事先威慑，让心怀不轨者不敢犯罪，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而法律的威慑要取得好的效果，需要两点，一是越线的后果和惩罚是确定、严厉的，二是底线要保持模糊，让对方不清楚底线到底在哪里，从而尽可能远离底线区域。如果有明确的底线，那很可能会鼓励对方在底线的另一边肆意妄为，甚至故意挑衅，而法律却对他无可奈何。

惩罚的效果主要系于确定性，而非严厉性。我们反对重刑主义，如果刑罚无孔不入，社会将充满忧惧、丧失活力。我们也反对惩罚虚无主义，如果没有惩罚，人人都会轨外行事。 我们应当放下“上帝视角”，理性看待民众呼声，客观评价惩罚效果，参照犯罪人评估结果做出合乎法理且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抉择。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向全国人大作工作报告时提出，2024年将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将高空抛物纳入处罚范围。继情节严重的高空抛物行为入刑后，再对不够入刑的轻微高空抛物处以治安处罚，可以弥补刑罚的空白，或可进一步遏制高空抛物。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认为应当慎重考虑：拐卖行为是将儿童作为商品，以牟利为目的，在拐卖过程中可能伴随虐待、伤害等行为，而拐骗行为多出于收养的目的，后续加害行为显著少于拐卖。 专家建议，拐骗儿童罪应当增设严重情节的加重刑罚规定，出现严重情节时，提高拐骗罪量刑标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