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也有句话说“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法院工作必须既要讲公正，也要讲效率。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法院来说，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需要我们立足工作实际，构建起符合审判规律与案件特点的工作机制，还需要与相关部门、单位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虽然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拒执罪，但是从全国法院的情况看，拒执罪判例少之又少。 如果追究恶意代持人的刑事责任，根据隐匿执行标的的大小给予实际刑罚，有助于大幅降低第三人恶意代持的情况。 拒执罪也有自诉案件，但当事人经常会遇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情况，导致自诉案件立案难，追诉更难。

2024年1至11月，检察机关纠正侦查活动违法31.1万件，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犯罪，依法立案侦查1627人。 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召集了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和司法部的相关人员，对“指居”制度进行了专题讨论。

2025年1月17日，公安部对外表示，针对近期境外失联、被困人员家属发布的求助信息，公安部已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全面摸排梳理线索，及时开展侦查调查工作，全力协调有关部门尽快查找解救失联、被困人员。 电信诈骗、贩卖人口、敲诈勒索，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犯罪产业。而电信诈骗背后，更是无数中国人被骗、被引诱到电诈园区，被迫诈骗同胞，甚至被殴打、被杀害的暴力犯罪。 刑法“属人管辖”的规定，为中国惩治在海外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提供了法理依据。当然，这种管辖权要得以实现，通常情况下需要犯罪地国家的协助。

各国运动员获得TUE(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公平性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欧美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获批通过的几率远高于亚洲运动员。 美国出台的《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虽然赋予了美国司法机关在海外竞赛中对涉嫌兴奋剂欺诈的他国人员进行刑事追究的权力，却将本国的联赛、公民、单位排除在该法的管辖范围外，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区别对待，背离了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 如果我们放开了对所有兴奋剂的管制，体育竞赛会从人的竞赛，变成药物或者科技的竞赛。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召集了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和司法部的相关人员，对“指居”制度进行了专题讨论。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已异化为更严重的“超羁押措施”。“指居”执行过程中缺少制约与监督，一些办案人员为了获取口供，会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 魏晓娜认为，在看守所管理日渐完善的情况下，有些破案心切的侦查人员转而“开发”新的可能性。 不久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工作人员曾到人大法学院就刑诉法修改听取专家意见。当时在场的学者大都认同废除指居的观点。但在法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改良，而不是废除。

在涂鸦文化的起源地美国纽约，未经许可的涂鸦是一种犯罪行为。纽约州刑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建筑物、公共或私人财产上，或任何个人、公司或公共机构拥有的任何不动产或个人财产上进行任何类型的涂鸦，除非得到该财产所有者或经营者的明确许可。 在中国，未经许可的涂鸦，同样违法。

在日本，为了减轻性行为的法律风险，甚至出现了“性同意”手机软件，在发生性行为前，双方先在手机App上确认自愿发生性行为以及同意的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虽然这个App很可能是为了讽刺日本刑法有关性犯罪的最新修订的行为艺术，但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充分显示日本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