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为，涉案女生存在虚假叙述，不意味着她对其余事实的陈述均不属实，她的其余陈述最终被法院认定能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也能与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知同学、老师、家长等事实相符。 二审辩护人称，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涉案女生的陈述，现有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马某有犯罪事实。 郑子殷称，审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法官可以运用的原则，是内心确信原则，其体现在对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上。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提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醉驾入罪和出罪的标准更加明晰、更加统一，所以我认为这是“优化”标准，而不是简单地得出“下调”或者“上调”标准的结论。 要杜绝为了提高二审开庭率而对简单案件开庭、对疑难复杂案件不开庭的“选择性开庭”，以及为了完成提高二审开庭率的指标要求，“走过场”式开庭。

截至2023年8月31日，河南、陕西、湖南法院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同比提高超过75%，福建、重庆、黑龙江法院同比提高超过50%。 在刑事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简称“改发率”）偏低的情况下，二审开庭的实质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按照最高法发布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裁判改发率为1.65%，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

《中国刑事诉讼法制40年》一书提到， 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全国法院二审刑事案件开庭率在2013年超过40%，2014年至2016年基本保持在30%至40%之间。不过，2017年以来已降到20%以下。 曾任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五庭庭长的高贵君表示，实践中，不能否认有些案件在侦查阶段存在非法取证、逼供、诱供等问题，而这些情况，“不经过开庭，仅靠书面审理，是很难发现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然而，这一部门规章仅仅是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产生了约束力。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判决显示，代孕引发的主要是民事诉讼，其中最常见的是合同纠纷。 一旦发生亲权纠纷，法院如何裁判，是近几年法律界的热门议题。在中国首例代孕子监护权纠纷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截然不同。 与代孕有关的刑事案件主要涉及：以代孕为名实施的刑事诈骗，非法行医，围绕出生证明引发的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犯罪，非法拘禁及组织他人偷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