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争”，最终结果是在“框架”目标8文本中保留了NbS，删去CBDR，但NbS也未能列入“框架”中具有政治意义的序言部分，可谓“两败俱伤”。 一些原住民组织认为，部分NbS项目缺少当地原住民的许可和参与，反而占用土地，剥夺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最严厉的指控是“碳殖民主义”。此外，企业种植了碳汇林，取得了相应碳减排额度，可能会逃避自身的减排责任，有“漂绿”嫌疑。 学界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下，可能会产生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生态系统可能迅速退化，固碳能力随之减弱，从而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相比上一届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本届气候大会只能说守住了“基本线”没有退步而已。毕竟在逐步淘汰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在内的化石能源目标上，以及进一步提振减排雄心和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的表述上，本次气候大会还没能做出实质性的进展。 当气候谈判裹挟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后，可能会带来更多虚假解决方案的出现——貌似是解决方案但其实存在各种漏洞，这将会极大延迟气候问题的真正解决。 气候谈判进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等议程上，分别有着各自的内驱力和动力，这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好消息。

零碳革命之下，动力电池行业勃发生机，电池供应商不能只顾眼前“六便士”，还需通过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减排来贡献“双碳”目标，努力降低电池生产制造过程金属开采、水资源利用、材料使用等环境影响，系统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

一本完全量化的碳减排账本，以及对于目标的分步拆解与严格实践，是百威中国作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引导者的底气。作为啤酒行业智慧低碳生产的标杆，百威将打开整个行业绿色发展的新思路与新理念。

COP26预计总共将有超过2万人参会，冒险线下相聚，是因为线上谈判的效果实在糟糕。 评估减排力度、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落实气候资金承诺，这是COP26三项最紧迫的目标，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老话题——历届气候大会扯皮已久，一次次把难题留给第二年。 11月1日的领导人峰会上，英国首相约翰逊以苏格兰最著名的“儿子”——007特工詹姆斯·邦德的比喻开场，希望人类能够拆除气候危机的炸弹；美国总统拜登为上届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表达歉意；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到207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不太具有雄心的目标成为当天的头条。

豪华盛宴的碳排放，盖茨们并不在意。私人飞机的碳排放，也没有成为率先垂范的减排目标。即便这次婚宴的餐桌上实现了全面的人造肉替代，可是婚姻的场地也让人无法看到禁欲减排的诚意——这座占地庞大的豪华马场里养了多少纯种马呢？虽然这些美丽的大牲口价格昂贵，但是它们也一样会增加碳排放，而且满足的是奢侈性需求。其经济价值与广大畜牧业、肉类加工业从业者们的生计相比，不值一提。既然在减排问题上，盖茨们要主张禁欲和牺牲，那么他和他的富豪朋友们应该身体力行地戒除那些造成碳排的奢侈爱好，再来规训大众的日常饮食才稍有底气。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后，提出在2020年和2025年前达峰的试点各有18个和42个。提目标其实并不难，但现在回看，有相当一部分目标是提了，没有任何落实的行动。 对于碳达峰峰值的理解，不能太过于机械。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的情况来看，碳排放存在一个长时间的高位平台期，在这一阶段增长不显著、表现出一定的波动，存在多峰凸起，而不是单一的峰值。管理部门应有科学的认知，碳排放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与起伏，是正常现象。关键要看长远态势，碳排放的潜能是否释放。 四十年的碳减排应当考虑代际的公平性问题，下一代会更富有，中国2050年人均GDP可能是2020年的2.3倍。减排任务可以留一些给未来的“富人”，而非全压给现在的“穷人”。 碳的定价与中和必然带来一定的代价，随着双碳目标逐步由顶层设计转向实际推进阶段，生态补偿、财政转移、地区经济提振、工人救助再就业等公正转型措施必须及时到位，为双碳目标的有序公正推进提供机制保障。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

2020年8月，浙江省发改委曾发布2019年能源“双控”和“减煤”的考核结果，金华市、宁波市、台州市均未完成2019年能源“双控”目标。 “如果注重高新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的培育，抑制高耗能企业生产，‘双控’目标并不难实现。” 在限电为响应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租赁或购买柴油发电机恢复生产，也产生了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环境污染。

如此多的气候政策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因为不少气候政策和加入《巴黎协定》的过程类似，以总统行政命令或部门规章的形式推出，没有通过国内立法程序落实为法规，撤销它们的行政阻力较小。 虽然联邦政府消极应对，但仍有不少州和城市政府在积极减排、推动能源转型，重视气候行动的企业也在增加。比如，加州政府已经宣布要在2045年前实现碳中和。 “美国的气候领导力不该只限于国内，美国应该并且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绿色的、公正的转型。”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