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3日，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离世，享年92岁。谷川俊太郎生于1931年12月，在战后崛起的日本当代诗人当中独树一帜，被誉为日本现代诗歌旗手，其作品在中国诗歌界也享有崇高声誉。他的父亲谷川彻三是日本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在日本，他被称为宇宙诗人、国民诗人和教科书诗人。他的一本诗选集重印五十多次，售出八十多万册，他创作的歌词和校歌每年版税高达八十多万美元。他用诗歌获得巨大收益，也用诗歌感动了无数读者，用童谣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乐。但早年，他曾受到诗坛的冷落，因为他不愿像那些孤芳自赏的诗人一样，将自己密闭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他更愿意为普通人写作，从未在乎过自己的作品发表在那些高雅诗人不屑一顾的“没有意义的”商业杂志上。 2013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谷川俊太郎，谈到诗歌的力量时他说：“诗歌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尽管微小，这种力量也应该保持。和电子一样，肉眼看不到小小的电子，但它会影响你的环境，诗歌也许就是这样……在当下，诗歌与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不能相比的，但在历史长河里，再过100年、500年，也许诗歌的力量远远超过它们。”现重推旧文，纪念这位为普通人写作的诗人。

选择全职写作，会觉得激进还是遗憾？“没有遗憾。还挺好的。” 孤独吗？“也还好。”

“什么是高质量的写作？永恒不变的一条是：能够置身于黑暗之中，纵身跃入一片空无，明白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一门危险的行当。” 最后十年，他写了数百万字的小说。和文学一样，活下去也如同战斗。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创作视野、方向，还是深度方面，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代初，聂华苓到访武汉，对后来以武汉大学为首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深刻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曾在《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一文中写道，“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

韩江成名作《素食者》险些遭禁的遭遇，与韩国著名的支持本土文学的政府取态构成很大反讽。这次韩江获奖也被某些观察者视为“韩国35年外译政策的果实”，不过我想，这个外译政策的资源，在数年前还是严重倾斜向老诗人高银这样的男性名家身上的，直到高银被指控性骚扰事发。 创痛与祷告也许属于人类共有，但求救、疾呼的权利被允许与否的纠结，恐怕更属于女性的真实困境。作为强有力的写作者的韩江并非不能克服这困境，但她不轻言克服，她更擅长把历史嵌在遥远的背景前，衬托自己作为女身在压力下的微弱的抗力以及局限。

“我对时间本身有强烈的兴趣，有敏锐的感受。它真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东西主宰了我们的人生。它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很多年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所以写作的时候会流露出来。”

很多时候就是，或者说你必须就是用一种直觉在写。如果你有这种宏观的感觉，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个写作的状态。作家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他不能完全凭借一种评论家式的眼光去写作。 我觉得这一定得是两顶帽子。所谓的creative writing，其实仅仅是教你的编辑能力，而不是一个就是你写作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身边的这个，我的这些朋友真的都是很厉害，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作家，然后这些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写得很糟糕。特别是像我这样可能写了很多年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自己去保持这种有点像是初心。你要保持这种最开始的这种气，就对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小说，对自己的这种创作，你是有敬畏感和这种就要随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写得越久，你会不自觉地可能对它有一种我可以控制它的这种幻觉，然后这个感觉是非常糟糕的。可能我在写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就是一种，我觉得不是说我不能把它想清，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拒绝，自己在一个很清楚的状态下去写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个等于是我觉得其实是另一个线，另一个就是你的身份跟你真正就是进入写作的这个身份必须得是分开的。

它首先就不可能不是方言，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叙事，然后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人，他就是说四川话的人。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故事本来的机理，就是必然发生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觉得从《我们家》到《平乐县志》这个变化，是我感觉《平乐县志》里面，我其实是往后退了一步，我的这个方言可能它不是那么方的方言。我感觉我是在找一种方言和古典古汉语，就古典叙事之间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按三言二拍里面这些，它也是很方言的。就这种很多我们感觉这种古典式的叙事，古典的这种古典白话的这种叙事方式，它其实也是有很多方言在里面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混杂的方言的方式。 那么我的故事里面的那些人就是他们，必须要是他们说话的腔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得不让他们用这个腔调来说话，否则就不是一个我所理解的一种真实或者是有机的对生活的还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自然的角度，从素材反过来推定这个形式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必须得是这个形式。这可能是就是变成了一个我的写作语言。

我想象中的平乐镇应该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它的原型是我的家乡郫县，就是现在叫郫都区。随着我自己写这个故事，写这个虚构的小镇，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在《平乐县志》里面的这个平乐县就是从虚构和真实的世界里面，时间都在往前走。 我不太会去即刻写一个即刻发生一个事情，然后即刻去写它，我是需要这个滞后和这种沉淀，和这种自己的消化的。如果我一直都住在郫县或者住在成都的话，我大概是不会写《平乐县志》的。我觉得这种你住在那的，你会得到的这种即刻性，它反而可能会消解一些写作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郫县或者是我理解的这个场景，那就是它说小了当然是郫县，说大了其实就是我的中国的体验。就是因为这个体验可能是跟我的中文的人格和我的中文的作家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对我对于故乡的这种思念，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怀乡的这种。而且这个怀乡一定是有过去式的，就是怀的是那个过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