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将1998年7月2日的打架事件和1998年8月7日的“绑架”事件并案处理，对双方各做出治安罚款200元的处罚。但二十年后，这次群架被认定为王明杰涉黑团伙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两份公函的内容显示，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绵阳市人民检察院、绵阳中院已经派员参与。

2024年1至11月，检察机关纠正侦查活动违法31.1万件，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犯罪，依法立案侦查1627人。 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召集了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和司法部的相关人员，对“指居”制度进行了专题讨论。

2025年1月17日，公安部对外表示，针对近期境外失联、被困人员家属发布的求助信息，公安部已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全面摸排梳理线索，及时开展侦查调查工作，全力协调有关部门尽快查找解救失联、被困人员。 电信诈骗、贩卖人口、敲诈勒索，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犯罪产业。而电信诈骗背后，更是无数中国人被骗、被引诱到电诈园区，被迫诈骗同胞，甚至被殴打、被杀害的暴力犯罪。 刑法“属人管辖”的规定，为中国惩治在海外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提供了法理依据。当然，这种管辖权要得以实现，通常情况下需要犯罪地国家的协助。

公安分局将打架和“绑架”并案处理，对双方都作出治安罚款200元的处罚，两桩案件就此和解。 “法院提前介入侦查阶段，缺乏法律依据，只是‘严打’中形成的习惯”，但在涉黑涉恶案件中，这种做法有一定的普遍性。

公安部门找回郭刚堂的儿子，并侦查到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时，呼富吉正在服刑。他已两度被判拐卖儿童罪，但均没有交待拐卖郭刚堂的儿子。 “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别的同伙？”呼富吉被判处死缓，未能达到郭刚堂的预期。他希望呼富吉其他犯罪事实能够被查清，得到应有的惩罚。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已异化为更严重的“超羁押措施”。“指居”执行过程中缺少制约与监督，一些办案人员为了获取口供，会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 魏晓娜认为，在看守所管理日渐完善的情况下，有些破案心切的侦查人员转而“开发”新的可能性。 不久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工作人员曾到人大法学院就刑诉法修改听取专家意见。当时在场的学者大都认同废除指居的观点。但在法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改良，而不是废除。

在认识的10天时间里，杨晓明共计23次在“盼恋”交友平台上充值23000多元。平台要求交流中不能说联系方式，不能讲数字和地名，向平台充值才能互相联系。 杨晓明手机上还装有四五个交友平台App。他遇到的女性大多有着共同特征：昵称直白，财力不菲，积极主动，“教授”成为话术要点：“我最崇拜教授了。” 杨晓明的逻辑是，奔现了就能甩掉平台的盘剥，就不会再有大额开销了，目前的投入是值得的，教书和炒股还会再赚钱回来。 大部分时候，杨晓明是独居状态。“你都不知道，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很孤独的。”周凌突然回想起杨晓明说的这句话。

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3700余件。 加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惩处力度有指导和强化作用。比如，要求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日，管辖不明案件先立案侦查再移送有权机关。

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一高一低”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存在撤回抗诉案件数量高、抗诉采纳率低的问题 由于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侦查机关连续破获多起陈年命案积案。我国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检核准。因此，我厅办理的核准追诉案件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