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上，中小学对学生包括发型在内的仪容仪表普遍有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家校的共识。不过，不同的学校在这方面的规定也不完全一样，有些宽松些，有些严厉些，这是因为家长的需求也是分层的，有些家长希望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自由度大一些，有些家长希望能涵养孩子的自律与美德，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沐浴“素质教育”之光，有些家长更看重孩子的成绩。也就是说，学校管束学生的度部分反映家长的需求与价值观。当然，没有做过家长的网友又有别的考量。

课间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去室外，在操场，静下来发呆也好，动起来也好，与小伙伴聊天也好，做游戏也好，都行，每个孩子的身心得到回血，也是社会化的重要机会，还有助于涵养质朴刚健有韧性的品性与价值观。这种阳光下的教育与成长，可能比教室内的知识教育更重要。

在研究型大学范式下，加大投入和重点建设并没有显著改善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质量，而是显著提升了大学科研产出的数量。伴随着研究至上价值观的扩张以及科研绩效评价的兴盛，对科研精英的绩效崇拜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新传统”。

不少父母不了解也不关心：孩子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做什么，喜欢看什么书，上网看什么内容，在社交媒体上会说什么等。其实，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未来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品性与价值观，比学到任何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

孩子进了大学后还有家长群，家长群里热议最多的是孩子的成绩，这些事都不正常。我以为不正常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在道德教育、品质教育、价值观传递、言传身教等诸方面，很多家长都表现不及格。

全球人类，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人类，很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似乎聪明人不断在自我淘汰。当然，“教育水平较高”这个概念似乎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是更长的教育年限，还是更高的学历，抑或兼而有之？是不是他们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被注入的价值观影响了其生育意愿与生育率？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了。

要解决家长与学生对学校的海量不合理投诉问题，要消除弥漫在家校之间的“防备和敌意”与不信任，要让老师与学校不因此而“甩手”“撂挑子”“躺平”，关键在于重新建立家校之间的应有权利边界，让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各自归位，各政府部门别再通过学校-老师向家长派发各种非教育任务让家长疲于应付了，也别把孩子当肥羊、试图从孩子身上挣钱。 在此基础上，12345与教育主管部门面对投诉，应该讲原则、讲道理与讲是非，不要逼迫老师自证无罪，不要对不良家长让步，树立正派价值观，以激发人性之善，抑制人性之恶。唯有这样，学校才能正常开展教育活动，才能向孩子传递好的价值观，我们的孩子才能在知识、德性与价值观上不断精进，激发与展现出良知良能。

每一个为自己子女站出来的父亲母亲，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在自己子女受到伤害、最为脆弱无助的时候，挺身而出，与侵犯者对峙，将侵犯者的恶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对自己子女是最好的帮助，也是最好的价值观教育。他们让子女知道：当自己受到伤害时，父母就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与依靠；自己也要像父母一样勇敢，敢于对侵犯与侵犯者说不，敢于主张与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父母多了，不仅那些蠢蠢欲动者心中会反复掂量，也会传达给下一代与全社会一种既坚强又厚重的价值观。

教育除了知识技能的传授之外，还有价值观的倡导与塑造。学校究竟想把什么样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具备什么样的价值观与品质，是一个根本问题。

曹君观察到，家长把现实中的考评数据量化得一清二楚，最后得出结论——“我也觉得争这几分没有意义，但我不得不做。” 杨玉翠给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教授孙晓天发了封邮件，列上了孩子的问题。收到回复后，她又把回复内容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你看，教授都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说你厉不厉害？”